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和抗争

潘毅卢晖临

第二章：地产资本主导下的城市中心主义

从尧村到北京

2008年冬天，在北京郊外的建筑工地上，我们认识了袁飞。他虽然刚刚二十出头，却已经在建筑工地上做了5年的钢筋工。袁飞的父亲是尧村邻村一所小学的校长，算得上当地的高级知识分子了。父亲的梦想是让袁飞读书上大学，将来在城市里找到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彻底脱离农村。然而从小生活在尧村的袁飞对城市充满了奇妙的想象，电视机将城市美妙的图景展示在他面前。那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完全不同于贫困寂寥的尧村，他急切地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体验一下城市人的生活。终于，初二那年，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出去打工。一脸稚气的袁飞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梦想，来到北京的工地上投奔他的叔叔。

从小在尧村长大的袁飞，终于有机会走入这个只在电视和想象中才见识过的“外面的世界”。这是一座超级庞大的现代城市，到处都是耸入云天的高楼大厦，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矗立街头，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宽阔的马路上车流不息，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高大的电子广告牌上不断变幻的图像，传递着这个社会的时尚潮流……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然而这份精彩并不属于他。初到北京的袁飞甚至还来不及细细打量这个城市，就一头扎进一个位于五环之外的建筑工地。按照城市的开发规划，不久的将来，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也将屹立起一座座漂亮的高楼，也将有大型的超市、广场、街心花园，变得和市区一样繁华。而眼下，它不过是一片荒凉的土地，甚至比尧村还要荒凉。从来到工地上的那一刻，袁飞的心就凉了一大半，他所朝思暮想的城市生活，就像一个泡沫一样，被风轻轻一吹就破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成了一名钢筋工，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和生活让袁飞真正体验到打工生活的辛酸。他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2008年初，家里人在老家为袁飞介绍了对象，两人见面，彼此感觉良好，就正式确定了关系。之后，袁飞回到北京的工地打工，女朋友则继续在家乡的服装厂上班，两人很少有机会见面。2009年初，就在我们到达尧村后不久，袁家为儿子举办了婚礼。婚礼办得风光排场，却也让这个普通农村家庭元气大伤。光给新娘子的礼金和筹备婚礼就花了5万块钱，加上盖房子和装修，一共花费10多万，家里因此捅下了“窟窿”。为了“填窟窿”，新婚没几天的袁飞又一次随同乡亲们离开尧村，来到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如果说五年前是“外面的世界”吸引袁飞离开家乡，那么，在备尝工地艰辛、见证幻象破灭后，袁飞再次来到北京则是“别无选择”。在尧村和北京之间，就如同有一根看不见却剪不断的丝线，将袁飞这样的青壮年绵绵不断地牵引出来。

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我们见到很多像袁飞这样的年轻人，刚刚结婚就跑到工地上去打工。我们见到更多年纪大的人，有的人已经在工地上干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长期在外漂泊，离开妻子和儿女，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尽管三农问题专家们开出了各种药方，国家也给出了各种政策，但农村的发展依然没有什么起色。农村太穷，挣不到钱，单靠农村的那块儿土地养活不了一家老小的生活。相比之下，城市却处在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之中，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城市迅速扩张和膨胀，大规模地拆迁、改造、兴建开发区，各种建设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将城市变成一个大工地。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吸附着各种资源，包括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今天的尧村，绝大部分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都出来打工了，他们常年往返在北京和尧村之间，过着候鸟一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不知何年何月是个结束。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袁飞只是中国四千万建筑工人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时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崛起一批大型国际化城市，但与此同时，农村却深陷发展的困境之中，日益破败萧条，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在今天的中国，沿海与内陆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极其悬殊。为了生存，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外出打工的不归之路。但城乡二元制的体制壁垒依然根深蒂固，他们和城市之间隔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被阻隔在城市之外。他们悲剧性的命运促使我们去反思今天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城市化道路。

改革之初，中国农村获得了较快发展，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出来，单靠农业本身没有办法解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向非农业转移成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必然途径。面对农村出现的剩余劳动力，费孝通等人提出通过实现农村工业化，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近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方式。1980年代，国家对乡镇企业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使得乡镇企业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政策，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中国的小城镇获得快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1998年我国仅建制镇就发展到1.9万个，是1978年5.7倍，容纳了1.5亿农村居民。

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开始衰落，企业效益下滑，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年降低。乡镇企业自身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在很多学者看来，“离土不离乡”的乡土工业发展模式导致工业企业分散，在生产上不能产生产业聚集的规模效应，在资金、技术、运输、仓储等方面要比城市企业的成本高很多，缺少竞争力。在他们看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走到尽头，城市化才是出路，尤其是发展大城市(王建，2009)。

与乡镇企业衰落相伴随的是沿海地区大型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的蓬勃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为了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选择了外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吸引国外资本，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吸纳了大量的资源，创造了就业岗位，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生涯，大量人口流向东南沿海及大城市。

与此同时，工业化累计的大量资本也为中国城市化的“大跃进”提供了物质条件。在短时间内涌现出一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在经历了一场“大跃进”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城市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按照相关部门的统计，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城市化又具备了新的意义。中国开始全方位“与世界接轨”，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城市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原建设部组织的“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课题组”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城市体系已经形成，大城市在这一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超越国家实体，控制了全球经济的命脉。人口的集中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趋势，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城市经济专家看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然要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参与世界竞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必须建立若干世界级城市，尽快与世界接轨(课题组，1999)。基于这一认识，国家开始调整原有的城市化战略，加速大型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城市群城市带，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在几个特大型城市。

今天的中国，城市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和世界接轨了，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以北京为例，这些年城市像摊煎饼一样一环一环向外扩张，十多年前三环还没有打通，如今四环都已经连成一片，五环以外的地方已经开始成为市区，发展变化的速度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的建筑矗立城市街头，展示着国家发展的成就。一方面是城市的快速膨胀，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加速萧条。外出打工的劳动力都是农村中的青壮年，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农村被掏空了资源之后，农村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三农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出来，并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的，今天的尧村和北京，就像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面对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我们应该彻底反思我们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规模，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将高达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转移到城市。然而在很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看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依然是大规模城市化，继续转移农村人口。

资本向空间转移

城市化不但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同时也是在为增殖资本寻找出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个资本快速积累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告别了资本短缺的年代，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包括国家资本、私营资本和外资。从2003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目前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00-900亿美元(张平，2009;高梁，2009)。中国外汇储备也已经突破2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资本是追逐利润的，需要不断投资才能实现自我增殖。这些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在生产急剧扩大的同时，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水平却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劳动力的成本长期被压在很低的水平上，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工人收入却始终没有显著的提升，严重的贫富分化致使国内需求不足。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中国就一直面临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2008年新金融危机更进一步地挑战了外向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在工业品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大量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为此，国家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为资本寻找出路。自1990年代后期起，国内资本从工业产品的生产大规模转向城市空间的生产。城市化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而建筑业又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能带动整个工业的生产，成为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按照经济学家王建(2009)的计算，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需要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未来十年可以产生超过225万亿的投资规模，并且引发更大的消费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表示，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在国家GDP的比重接近10%，是我国加大投资、拉动消费和解决就业的最佳行业。

简而言之，在今天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城市化因其能够扩大内需，刺激投资，被视作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城市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而成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增长机器(吴缚龙，2006)。

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建设高潮。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政府大量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按照原建设部官员的数据，2001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GDP的比重还仅为2.8%，2002年已提高到3.5%，2003年更是创纪录的提高到了4.2%，2005年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602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32%。以北京为例，申办奥运成功之后，北京为了在短时间内建成世界级的现代城市，在筹备奥运会的七年时间里，北京累积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接近3000亿，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政府的投资带动了市场主体的投资，各种建设工程竞相上马。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城市，到处都在征地扩张，到处都在开工建设，城市的拆迁和改造已经成为社会上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每年投资376亿美元，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工地”。

在城市建设中，地方政府有着更加强烈的冲动。首先，在当前中国的财税体系下，土地出让金收入归属地方财政，由地方政府支配。通过出让土地进行城市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005年，全国共出让土地面积16.32万公顷，出让价款5505.15亿元(闵琪，2007)。中央党校教授、经济学家周天勇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的时候表示，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至少为7000亿元，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0%。其次，城市化是形象工程。在地方政府官员看来，城市化代表了现代化，城市化水平像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城市建设不但能够改变城市形象，招商引资，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而且城市建设本身就能够带动GDP快速增长。在政绩观的支撑下，政府官员有很大的动力进行城市的开发建设。按照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的说法，地方政府真正能够干出政绩的事情就是城市建设，河北省作为内环京津、外环渤海的省份，应当有更加开放的眼界、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放的举措。张云川提出作为省会城市，石家庄要三年大变样，“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建不成现代化城市”，城市的建设“必须有大气魄、大手笔，不管是拆迁改造，还是新建项目，都要有大的动作。”石家庄政府各部门和所属各区主要负责人组成“三年大变样”指挥部，以政府的力量去推动城市拆迁改造，创造了“石家庄速度”。

地产资本的兴起

与城市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地产资本的兴起。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但在这十几年时间里，房地产业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同时，房地产业迅速跻身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建设项目由国家统一规划和投资建设，由国营建筑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国家是唯一的建设主体，不存在今天所谓的开发商。1980年代初期，改革开始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建筑行业成为最早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行业。建筑业率先引入承包机制，诞生了改革初期新一批的包工头，形成了建筑行业的私营资本。随后，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率先在深圳兴起。特区政府将国有体制下的住房管理部门改为面向全社会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既经营房产，也经营地产，利用内资，也利用外资(彭坤仁，1985)。深圳的做法对全国其他地区产生一定的示范效用，但此时就全国来看房屋的商业开发还处在萌芽阶段。1990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开始商品化，标志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肇始。1992年后，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深圳、海南等地迅速兴起房地产热。但是，很快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收缩银根，房地产泡沫随之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烂尾楼。之后，国家对地产业的发展一直采取限制的措施。直到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家才再次启动房地产业。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房地产业进入到发展的黄金时期。

与地产开发企业改革的同时，国家开始了住房体制改革。改革之前，中国城市住房实行供给制，各个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住房分配制度，由单位提供住房，满足职工基本的住房需要。住房不是商品，而是分配给职工的福利品。1980年代初，部分城市开始尝试进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主要内容是提高房屋租金、将福利房低价出售给居民等，住房整体上作为福利产品的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住房商品化改革真正开始是在上世纪末。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正式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商品化，标志着福利分房时代的终结。国家围绕商品房开发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

1998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1999年，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不足5000万，年均开发规模不到1亿元，而到了2007年，仅万科一家公司的总资产就达到950亿元，营业收入141.7亿元。地产资本的规模迅速膨胀，开发商在短时期内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神话。2008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前100名里面地产商占了三分之一。在胡润排行榜上，地产商也占据了显著位置。胡润专门建立了地产富豪榜，2009年他的地产富豪榜共有51位富豪上榜，平均身价120亿元，总财富达到6099亿元。

2009年房地产富豪榜前十位

排名	财富（亿元）	姓名	公司	总部
1	300	许荣茂家族	世茂	上海
2*	290	王健林	万达	北京
3	280	黄伟、李萍夫妇	新湖	浙江
3	280	杨惠妍家族	碧桂园	广东
3	280	朱孟依家族	合生创展/珠江投资	广东
6	210	秀丽·好肯家族	人和商业	黑龙江
7	200	陈卓林家族	雅居乐	广东
8*	190	陈丽华	富华国际	北京
8*	190	童锦泉	长峰	上海
10	175	卢志强	泛海建设	北京

*非上市公司
引自胡润2009年地产富豪榜

地产业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1998年经济危机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扶持房地产业的发展，将其作为支柱产业予以支持。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为此，国家金融提供了大力支持。国家放松银根，使得地产企业能够很轻易地从银行得到贷款支持。同时1998年之后银行还推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鼓励个人贷款买房，这些措施有力地促成了地产资本的形成。目前，房地产开发商项目自有资金普遍不足20%，另外的80%主要是房地产商采用房产土地抵押银行贷款，以及购房者的个人信贷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98年到2005年，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来源中银行资金都在50%以上(唐平，2007)。根据金融部门2007年统计，全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占金融系统总贷款余额的比重高达20%，这还不包括与房地产业相关联的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生产企业的银行贷款。如果把这部分贷款也计算在内，直接用于房地产业的贷款余额，最少也在35%—40%左右。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捆绑到一起，导致了地产资本超常规的扩张。

对于地产资本形成来说，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以低成本拿到土地成为地产资本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中国，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出于谋利动机和财政收入的压力，为了政绩和形象工程，热衷于招商引资，以极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将其出让给地产资本。在这一交易中，政府和地产资本达到了“双赢”。

资金和土地是地产资本最重要的两种资源，也可以说是地产资本的生命线。无论是资金还是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为了获得这些资源，地产资本发展出和政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年，每年都有大批的政府高官因为与地产资本的不正当关系而落马。我们所调查的亿城集团工地，就牵扯到严重的腐败问题。2009年，原海淀区区长周良洛受贿案曝光。据媒体报道，亿城集团为获得海开公司转让的“竹园”项目，先后向时任海淀区区长的周良洛行贿200万。当时西北旺区域的楼面地价超过8000元/平方米，而亿城所拿土地的楼面地价只有610元/平方米。此后，周良洛还在竹园项目的拆迁和开发中尽其所能给予帮助。据称，周良洛在任职期间共受贿1600万，其中多数来自京城房地产公司。正是有了政府官员的“关照”，地产公司才有恃无恐。为了帮助建筑工人讨要工资，我们曾经和亿城地产竹园项目部打过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正地见识到了地产资本的嚣张气焰。资本和权力合谋，在打造出精美的城市的同时，也打造出中国最有权势的阶级。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高额的利润。房地产企业始终把房地产开发的成本视为最高的商业机密，政府出让土地的收入也对外保密。社会学家戴建中通过调查得出的数据，测算出房屋的成本结构：

按照售价每平方米10000元，可以分解为以下几部分：

项目	花费(元/平米)
土地出让金和大、小城建配套费	3500
建筑安装费(高层建筑与多层建筑的均值)	1600
银行利息、广告、销售费用等	1000
营业税(按销售价5.5%征收)	650
土地增值税(销售价-成本-营业税)×(30%-50%)	1400
企业所得税(销售价-成本-营业税-土地增值税)×33%	650
利润(销售价-成本-各项税金)	1300

按照戴建中的数据，2006年北京房地产业的利润是175.9亿元，土地增值税应该和利润差不多，但实际上只征收了5.7亿元。2009年5月份国土部开始对全国105个城市的620个楼盘进行“房地产项目用地地价专项调查”，7月份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价占房价最低比例为5.3%，最高为58.6%，大多数地价占房价比例在15%~30%之间。平均地价房价比为23.2%，东部、中部和西部依次递减。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房地产商是最大的赢家，也是今天房价高企不下的罪魁祸首，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助长了开发商的暴利。

房价高居不下，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戴建中将其归结为房地产商的暴利、政府收益过高、需求旺盛、房地产投机等。戴建中引用广州市长张广宁的话描述房地业造成的严重后果:“房价偏高、增长偏快已经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戴建中，2009)。房价对普通城市居民尚且构成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农民工来说就更是天价了。我们在工地上的遇到的建筑工人说，他们一年下来不吃不喝也不能买一平米，这一辈子也没有指望，要想在城市买套房子得等到孙子辈。

城市消费主义

在国家和地产资本的联合打造下，中国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和国防建设，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城市是工业生产的中心，空间形态是为生产服务，城市形象以朴素实用为主，筒子楼是当时主流的建筑风格。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生活基本上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一切生活资料包括住房都是由单位统一提供，人们自主选择的空间很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业发展模式转变为以轻工业为主，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成为新时期社会生产的目的。消费取代生产，成为城市生活的主导形态，这一点在城市的空间形态上集中体现出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提升，带动城市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同时政府为了形象工程，对城市空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连同近年来城市政府大力推动的第三产业，将今天的城市打造出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不同的面貌和风格。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2004年统计的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占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争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荣与活力。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

城市消费主义的兴起，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物质形态的更新换代上，而且表现为城市生活方式在整个社会的中心性的确立。在后社会主义时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成为执政党新的合法性基础。发财致富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新时期的英雄已经不是雷锋、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当年影响了几代人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高大全”，是政治化意志的产物。在旧的偶像衰落之后，大众传媒又树立起新时期的偶像，当代的英雄人物是财富新贵、时尚明星、成功人士。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而是创造就业岗位和向政府纳税的企业家。经济实用主义成为新的时代潮流，整个社会的大脑已经彻底被物质和欲望占领。

今天的北京、上海这些已经与世界接轨的大都市，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将人们带进一个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极大的鼓动。主流经济学家用消费和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城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味，制造区隔，而芸芸众生则不停地追赶。在物质商品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不满足。

城市的消费主义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除了前面所分析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物质产品的丰富，以及新时期执政党重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外，大众传媒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0年代后期，电视机开始在中国农村普及，之后大众传媒业迅速兴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用光电技术将城市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穷乡僻壤，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然而，当怀揣城市美好生活想象的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体会到那并不是属于他们的空间。我们的城市在迅速膨胀的同时，也在迅速分化，区隔出不同的空间，分配给不同的群体。即使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当一个建筑工人进入时，也往往在周围人眼里造成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并进而导致建筑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觉。于是，在宏伟气派的中央商务区、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汹涌的购物街，甚至在市区的公交车上，总之在一切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我们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

我们至今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见到的一个小伙子，他只有十八九岁，在宿舍里有说有笑，不停地和室友开玩笑。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在来建筑工地之前在长安街上的民生银行总部当保安，住在繁华的西单。他说他之前工作过的地方停的全是好车，来来往往的人西装革履。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长安街多气派啊。他说那里条件确实很好，不用风吹日晒，但在那里上班总是感到很难受。我们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他说那里太好了，他觉得自己不般配。在那里他总是很压抑，不能随便说话，反倒是在工地上，虽然条件很差，但反而自在一些。空间的区隔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意义，制造出一层厚厚的壁垒，将建筑工人束缚在工地上。城市越是繁华，离他们的距离越是遥远。对于他们，城市文明就像一团火焰，只能远远地观望，一旦靠近，反而被灼伤。

欲望的生产与新经济主体的打造

在今天的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还有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含义。城市与乡村被放置在线性发展的历史谱系中，被纳入到由“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等等二元对立所构成的话语体系之中。城市代表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垄断了现代性，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而农村成为愚昧落后的象征，成为现代性的他者，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农村不但在经济上被淘空，在文化上也被抽空了意义和价值(严海蓉，2008)。在城市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农村成为没有前途的弃地，农村年轻人必须脱胎换骨，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重新启蒙，才能洗刷打在身上的耻辱烙印，才能够成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

城市生活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代表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竞相追求的目标。农民进入城市里挣了钱，还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复制到乡村，对原有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产生很大的冲击。农村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落后的，过时的，效仿城市生活成为乡村时尚，农村深深地卷入到这场消费主义的潮流之中。

1990年代开始，城市的消费主义逐渐向农村扩展，对传统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很大的冲击。城市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同时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深渗透到每一个人思想中。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逐渐被抛弃，年轻人成长为农村的主力，他们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中国，无数农民外出打工，很多情况下就是为了挣钱，在农村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或者是逃离农村(贺雪峰，2009)。在农村里，我们都看到农民省吃俭用，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盖房子、办喜事上。现在的房子都是砖瓦结构，住上十几年二十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流行的式样变化很快。很多房子兴建不久，居住根本没有问题，但由于赶不上潮流，少不了推倒重建。在尧村，新批的宅基地有1亩地那么大，这两年光买宅基地已经需要七八万，盖房子最少也得七八万，加起来已经十五六万了。

城市代表着现代文明，代表着先进，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象征。在与世界接轨的呼声中，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模仿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农民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在尧村，村民大多是建筑工人，最清楚城市里流行的建筑式样，既然无法在城市里实现美好生活，就在家乡复制城市生活。尧村的新房子大多模仿城市人的别墅，盖得又高又大，外贴瓷砖，内铺地板(或地面砖)，既不利于冬天的保暖，也不适合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环境。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城市追着西方跑，农村追着城市跑。这是一场全民性的竞赛，谁也不想被抛在后面。房子成为一种荣耀，能够换来被人的艳羡，是一种符号性的展示。在尧村，我们都看到农民省吃俭用，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盖房子、办喜事上。一个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建筑工人告诉我们，他结婚的时候拍了婚纱照，请了司仪，买了电脑，奔驰宝马做车队把新娘子接回家，总之一切都按照城市的标准来。婚礼办得风风光光，自然也花费了很多钱。在尧村，我们还遇到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他的身体显然已经承受不了工地上的活儿了，但他还是坚持到工地上干活儿，准备给孙子盖房子。“房子总得盖啊，不然孩子娶不到媳妇会怪你的。”

消费社会人的欲望得到极大的肯定，革命激情退潮之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欲望是真实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因为它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的，差异不可能消除，欲望就不断生产出来。个体的欲望与资本和国家的欲望相互呼应，胶着在一起。国家意识形态机器鼓吹人们的欲望，主流的发展道路也把人们置于不得不消费的境地。在尧村，很早就有外出搞建筑的人，村子里也出了很多包工头。老支书告诉我们，这些出去包工程的人，有的人在北京买了房子，有的人在省城买了房子，有的人在县城买了房子，也有的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市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之下，每个人不同的命运，但新自由主义将这一切都归结为个人。日子过得怎么样，说明了你这个人有没有本事，日子的好坏要参照城市的标准。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正是这套观念，激发起人们的欲望，把农村一代又一代新生劳动力送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

新自由主义将中国从一个世界革命的腹地转换为国际资本积累的中心。这种跨世纪的大转型所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主体。它呼唤中国老百姓从革命的政治主体转换为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这种主体充满野心和企业家精神，竞争力强，奉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正如波兰尼(2007)所言，自由与放任的市场的形成是一种“计划”经济。实现这一伟大的转折，需要的是一项由国家、市场与意识形态共同打造的错综复杂的规训工程(governmentality)，是为了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种必要的主体塑造工程。它在自由和放任的名义下，将融入集体的社会成员，化约为竞争性的原子化的市场个体。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以强大的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为基本特征的制度体系中，解放个体的创业自由和才能，就是通往幸福的最好途径(DavidHarvey，2005:2)”。在中国，人们通过对过去集体化生活模式的扬弃，欢欣鼓舞地投奔崇尚个人竞争与才能的“自由”市场，并认为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借助于自由流动，人们终将得到自由。

为了按照资本积累的需要规训个体，新自由主义塑造出了一种充满野心与金钱观念，崇尚强者生存逻辑的个体观。刚进尧村没多久，我们就听到了许多令人咋舌的财富神话。年纪大点的农民只知道老板们开着小车来回跑，年轻的人则更有见识，已经开始议论老板开什么样的车，这车值多少钱。老板的风光强烈刺激着年轻人的欲望。李昊给我讲了他们家乡几个大老板的发家史。这种发家史在当地广为流传，尽人皆知。

“穷人最缺什么？穷人最缺的不是钱，是野心，人要是没有野心，安于现状，永远富不了。”建筑工人李昊充满羡慕地向我们讲述杨老板的发家史，杨家兄弟六个之前家里都穷得叮当响。后来靠承包工商银行发家。杨最早是给工商银行包了一个小活儿，认识了一个主任，凭着跟他的关系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认识了更多的人，生意越做越大。

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腐败，他们也心知肚明。李昊告诉我们，有一次工程刚刚开始，地下三层刚建完，经理就告诉他，光往上边送钱就送了一个亿。虽然他们很清楚当老板包工程，这里面权钱交易相当厉害，但对此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道德义愤。不管用什么手段，能挣到钱就是本事，这成了新时代的生存竞争法则。

另外一个建筑工人老张出来打工三十年，带出了无数的徒弟，至今却还是普通的带工。李昊总是拿老张开玩笑，说像老张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当不成老板。老张的朋友们说，虽然老张当年也很能折腾，曾经带过百十来号人，有关系，有技术，办事能力也强;但是太老实，胆子小，在强者至上、适者生存的逻辑下，跟不上时代，也就发不了财。老实本分曾经是形容中国农民的质朴品质，如今却成为胆小怕事、软弱无能的代名词。在放任的市场情境中，老张明显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主体。

在放任的市场中，人们上过最多的课就是受骗，挨“捞”成为主体转换必经的“洗礼”(riteofpassage)。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推行层层盘剥的建筑行业当中发挥到了极致，发展出“大包吃小包，小包吃工人”的丛林生存状态。在尧村，我们看到，全方位的社会关系已经被化约为单一的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商品化的情况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人们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破坏社会伦理。包工头可以为了赚钱而“捞”工人。过去乡土社会里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追讨工资的拉锯战中日渐消解。

在温暖的火炕旁边，带工张大叔面色沉重地回忆起自己多次受骗的经历。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他带着本村的六、七个工人跟着邻村的两个包工头出去打工。工钱没有结算，两个包工头联名打了一张欠条。当他拿着欠条向他们追要工资时，两个包工头互相推诿，不了了之。他带出去的工人一直找他要钱，最后把他家里的毛驴偷走抵“债”。老张虽然跟两个包工头有亲戚关系，却也奈何不了他们。

多次挨“捞”的人在尧村不止张大叔一个，53岁的程师傅也有过类似的遭遇。“96年在方庄，修北京电视塔。当时应该给将近一万元，到现在还没给。那个钱公司已经给包工头，包工头跑了，包工头是邻村的，认识，去他家没人，有人也不给，他不怕乡里乡亲的说什么，打也不怕。为什么包工头都坐小汽车，家里都好几十万。包工头跑了以后回来过，打不过，也没人管。欠了七八十号人，回来后去他家闹过，看不见人，后来就不知道那人干什么了。”

如果说骗老乡还有些心虚，良心上尚且有些不安的话，那么骗外地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一群云南少数民族的建筑工人给我们讲述了他们被骗的经历。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在北京的工地上给一个江苏老板打工，老板对他很好，跟他称兄道弟，过年的时候还大老远从江苏跑到云南看望他，这让他很感动。热情好客的云南少数民族把这个江苏老板当成自己人一样盛情接待，春节过后就在江苏老板的鼓动下来到北京工地上打工。当他们长途跋涉几千里来到工地上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他们和江苏的工人干同样的活儿，每天的工资却少二十块钱。老板答应报销车费，最后也矢口否认。工地上不但不给他们发工钱，连生活费都不给发。，这些少数民族的工人性格豪爽，喜欢喝酒，然而没有生活费，也他们只好忍着。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适合市场生存的环境。并且，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市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然而，我们在尧村看到的却是，自由流动的建筑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带给建筑工人真正的自由。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的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Marx,[1844]1976,272-3)市场在国家的护航下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扫除了一切障碍，却没有为劳动者提供同样的自由。这些新型的经济主体走进市场后并不存在一种自由的选择，反而在市场中进入一种新型的依附关系中。在建筑业的劳动力市场中，建筑工人自由的只剩下一张张欠条，进入负自由的状态。他们都说自由是大款的自由，“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现在人家拿了我的工资，反倒成了大爷。”

对市场中终能找到自由的想象，其实是对计划经济下“自由匮乏”的一种反叛、扬弃与补充。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体的建立是为了扬弃过去，指向未来，在行动者层面为新时代城市消费主义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转载 | 第二章：地产资本主导下的城市中心主义 — 《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和抗争》潘毅卢晖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