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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稻草人”: 东莞裕元罢工中的工会转型

黄岩刘剑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关系研究中心深圳广播电视大学人文科学系

摘要: 中国工会由于脱离群众一直饱受诟病，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利益的社会功能发挥十分有限，工会甚至被看作是田间“稻草人”。但是，在2014年东莞裕元工人罢工事件中，从事件爆发初期工会的缺位和失位，到事件解决过程中工会主动到位和补位，由广东省总工会组建的工会工作组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工作组及时进入裕元鞋厂开展工作，平息罢工并重新改组企业工会。工会工作组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工会转型在“激活稻草人”机制方面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裕元鞋厂 工会转型 稻草人机制 罢工 劳动权益

作者简介: 黄岩(1969—), 男，江西高安人，社会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从事劳动关系、社会政策研究

收稿日期: 2015-11-05

Activating the “Scarecrow”: Trade Unions Transition in Dongguan Yu Yuan Strike

HUANG Yan LIU Jian

Research Center for Labor Relationship,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has long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isolation from the masses.It plays very limited social roles of represent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is even regarded as a field “scarecrow”.However, in the Dongguan Yu Yuan workers strike in 2014, from the absence at the beginning, to the attendance during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the working group sent by Guangdong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The working group entered Yu Yuan factory in a timely manner, settled the strike and reorganized the enterprise union.The performance of the trade union working group let us see the possible path to the mechanism of “activating scarecrow”for futur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Key words: Yu Yuan Footwear Factory ; trade union transformation ; mechanism of “scarecrow” ; strikes ; labor rights

Received: 2015-11-05

一、研究问题和文献综述

2014年4月，广东省东莞市裕元鞋厂发生四万工人大罢工事件，罢工持续十多天，这也是继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汽车工人罢工和深圳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后又一起影响深远的劳动权益事件。裕元罢工事件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亚洲周刊等数十家境内外媒体报道；广东省委省政府、国家人社部、广东省总工会等高度关注裕元事件；中国大陆的NGO、劳工律师以及学者也以多种方式介入罢工事件；两岸民间团体发表声明支持裕元工人维权行动。罢工事件最后没有酿成大规模的骚乱和暴力冲突，工会与劳工NGO在罢工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围绕裕元工厂罢工事件，本研究聚焦于“工会如何发挥作用？”这一关键问题，借助“稻草人机制”的概念来分析裕元工人罢工事件中的上级总工会和企业工会在劳资冲突中的作用机制，并试图还原罢工过程中上级总工会和企业工会各自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以此来进一步分析中国工会的功能和未来变革的方向。

裕元事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对象。裕元鞋厂一直是东莞的明星企业，在当地拥有较好的口碑，它严格控制工人加班时间，不拖欠工人工资，无论是从对地方政府的贡献还是工人工资福利来看，裕元鞋厂都要领先于周边镇街其他同类企业。裕元鞋厂资本来自台湾，企业延续台资企业文化，有一套独特的父爱主义福利系统，鼓励工人忠诚企业，工人流动率非常低, 10年以上工龄的工人达到10%, 这在珠三角地区高度流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可以说是一个特例。裕元鞋厂建立了工会和社会责任部，同时接受国际品牌客户的严格监管。20多年来，它也一直是中国内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在广东、江西和江苏等省都设有分厂，高峰期在东莞有10多万工人。然而，正是裕元鞋厂这样一家好口碑的明星企业发生了参与人数超过四万人、时间长达十余天的工人大罢工事件。

本研究的调研工作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14年4月，罢工发生期间，笔者跟踪调研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并实地访问了数名工厂工人和NGO负责人，观察罢工发生的具体进展以及NGO行动。同时，笔者还实时跟踪了工人QQ群聊天过程，整理了罢工期间大量的聊天记录。二是2014年12月，在广东省总工会的大力支持下，笔者与《南方日报》和《南方工报》的记者一起对裕元公司管理层、裕元工会干部、裕元工人代表、高埗镇台商协会、东莞市社保局、东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高埗镇政府以及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组等部门进行了访谈，并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处理工人罢工的三方机制，即资方、工人和政府三方平等协商，法律保护工人的团结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工会是维护工人权益的代表性组织，在劳资集体谈判中代表劳方利益，但是这种三方机制的集体谈判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在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工人团结的唯一合法组织，但各级工会组织在团结和代表工人进行维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直饱受批评。中国工会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定位决定了其本身拥有的力量来自于行政性权力而不是工人团结的力量，这也就决定了它在实践中难以很好地代表工人的利益和团结工人[1]。陈佩华认为，中国工会只是国家组合主义的一个部分，在国家组合主义体制下，工会承担了“双重功能”, 即“自上而下”代表国家利益，同时又“自下而上”传递工人的要求[2]。陈峰也认为，中国工会既是国家统合的工具，又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虽然它希望在国家与工人之间保持平衡，但是当两种身份存在冲突时，工会会坚定地站在国家一边。地方工会作为地方党政体系的一部分，其目标策略和行为都被限制在了政府既定的范围之内[3]。在GDP导向的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必须对资方进行保护，因此地方专制主义排斥工人利益[4]。梅茨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至今未能应对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新挑战，因为集体谈判这一职能与现行工会的组织原则相矛盾，工会至今仍然建立在社会主义工会原则之上，充当党与基层的传输带，在调解雇员与雇佣主之间的冲突时，它们充当一个国家代理机构，被作为一个行政部门的分支在进行管理，并未站在职工这一边参与产业行动5。简言之，处于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工会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工会组织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导致中国工会在劳资关系过程中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的社会功能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6。

新一代产业工人的集体抗争倒逼中国工会的转型。2010年本田工人罢工时提出了重组企业工会、工资集体谈判和罢工者免责三项要求，工人通过自下而上的罢工不仅争取到了经济权益，而且成功地改组了企业工会。陈峰认为这一事件反映了新一代工人的抗争特点[7]。基于中国工会的特殊定位，传统的资方、工人和政府三方协商机制过于简化, Taylor等人提出一个四方模型解释中国目前罢工事件的处理机制，即工人、工会、政府和资方一起形成一个四方机制，工人和工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8]。徐世勇等人以大连开发区三次大罢工事件为分析对象，提出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地方政府、地方工会、企业工会、资方和工人在三个层次上的互动模式，该模式的最高层为地方党委，中间层包括地方工会和地方政府，其中地方党委起到了领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9]。上级工会或准政府工会、企业工会和工人是单独的行动者，他们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工会通常被看作是“稻草人”。

农作物成熟时，农民在田间地头以稻草扎制稻草人驱赶偷食的飞鸟，这种监督机制称为“稻草人机制”。稻草人机制的主要特征包括：监督的象征性；功能的警示性；功能的模糊性。孙中伟和贺霞旭认为，中国工会在作用机制上，既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垄断供给，也不能代表工人参与集体谈判和订立集体合同，因而是一种类似田间的“稻草人机制”[10]。中国工会本身是国家调节劳资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也可以成为企业联系上级工会和政府的桥梁。工会会员不能像西方工会有严格和清晰的边界，稻草人在田间迎风飘扬，可以为周边其他农田提供服务，其他农民可以搭便车，但也只是吓唬胆小的麻雀，工会对工人集体谈判权的主导性很弱。

如何激活稻草人？以上观点对于观察转型中的中国工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回归到具体的裕元个案中，我们发现，地方工会在参与处理劳资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比理论上的分析更为多样和复杂。2014年的裕元鞋厂罢工既反映了裕元鞋厂与地方政府之间脆弱的政商关系，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剥削工人权益换取利润的经营模式的矛盾总爆发。从事件爆发初期工会的缺位和失位，到事件解决过程中工会主动到位和补位，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组的一系列举措，改变了工会稻草人形象，进一步拓展了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会活动的可能空间，裕元罢工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分析中国工会转型的案例。

二、裕元罢工事件的过程

东莞裕元鞋厂是香港裕元国际有限公司于1989年在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投资设立的加工型的运动鞋制造企业，其母公司是台湾宝成集团。宝成集团在全球共有500多条运动鞋生产线，雇佣49万工人，其中中国大陆有200多条生产线。宝成集团运动品牌鞋代工的市场占有率约为20%, 主要有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和彪马等品牌。经过20多年的发展，裕元鞋厂已经在高埗镇壮大为9家法人企业和17间工厂，包括裕元鞋业、宝成鞋业、加元鞋材、裕元医院、裕立塑胶、裕元模具、宝钰精瓷、宝元纸品等独立法人公司。这些公司都属于香港裕元国际有限公司，代工不同的品牌或承接不同生产工序，因此对外统称“裕元鞋厂”。1993年成立的裕元第一分厂在2008年更名为宝成鞋业有限公司，原裕元鞋厂则更名为东莞裕元鞋业制品有限公司，整个裕元鞋厂高埗厂区有职工4万余人，其中裕元和宝成是两个主要生产工厂，工人也主要集中在这两家公司。

从2014年4月14日下午开始，裕元鞋厂工人发起罢工，持续到25日结束，罢工从裕元公司开始，很快就蔓延到包括宝成和加元等全部公司，整个高埗裕元鞋厂全面停产。点燃工人罢工的导火索是3月10日一位即将退休的管理层员工到社保局去咨询自己的退休待遇时，被告知每月只能领到683元退休金。社保纪录显示，公司没有足额和足月为工人缴纳社保，同时社保网站还显示工人投保的身份是临时工。因此, 100多名将要退休的工人陆续向社保部门投诉养老保险缴纳问题，另有100多名工人投诉企业没有为工人缴纳住房公积金。另外，广东省正在全省推行积分入学和积分入户政策，一些裕元工人在办理积分申请手续时被有关政府部门告知他们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不是劳动部门规定的格式合同，因而不能申请入学和入户，工人们认为被企业欺骗。裕元鞋厂和政府有关部门很快就临时工身份和合同格式问题进行了澄清说明，临时工只是社保部门的一个统计技术问题，东莞所有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人社保录入都以“临时工”统称，政府也向工人确认了合同的有效性，但是社保缴纳问题却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回应。

从1998年的《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实施以来，按照广东省的标准，养老金缴纳标准是职工按工资总额的8%缴纳，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4%缴纳，这两笔钱进入职工的个人帐户和统筹帐户，缴纳满15年待职工退休时即可领取养老金。但是，裕元鞋厂一直把社保购买当作员工的福利政策来执行，早期只有管理层才有资格享受社保待遇，而且只是以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购买基数；到后来逐步提高到以东莞市社会平均工资为购买基数;2012年后一线工人也开始享受社保待遇，但是仍然是以东莞市社会平均工资作为购买基数。例如, 2014年管理层购买基数是4000元, 2014年东莞市社会平均工资是2506元。住房公积金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5%缴纳，工人离职时可以自由提取。但裕元鞋厂一直没有为工人缴纳住房公积金, 2008年后开始每月为科级干部缴纳55元。如果企业欠缴、少缴和不缴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企业的负担将大大降低，而工人的社保权益则严重受损。

然而，裕元资方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是得到政府认可和支持的，一是每年缴纳基数都是社保部门按统一标准提供的，企业只是执行社保部门的政策；二是社保部门本身不希望企业为全体职工购买社保，因为这样无法反映出政府的政绩稳步增长；三是到2013年，裕元鞋厂已经有90%的社保覆盖率，这个覆盖率在东莞市非公有企业中已经遥遥领先；四是耐克等品牌公司对裕元工人社保的监管也是渐进的，社保缴纳成本与订单价格是联动的，也就是说如果社保支出太高，势必订单价格也要提高。至于住房公积金，尽管法律规定必须全员缴纳，裕元事实上只为高层管理人员缴纳，其理由一是公司已经为工人提供了免费住宿或住宿补助；二是东莞市商务局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全市坚持“低门槛进入、逐步提高”的稳步扩面策略，先选择规模大、效益好和诚信度高的企业重点宣传动员开户缴存，企业可先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人员缴存，再逐步向一般员工普及；政府文件还提出:“考虑到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部分企业确有困难，对照《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 有困难的企业可以缓缴住房公积金，但在企业财务状况好转后要补缴”1。

3月28日下午，裕元鞋厂邀请社保、劳动、外贸等多个政府部门一起在裕元广场与工人进行对话，资方派出人力资源总监对临时工身份、劳动合同格式和社保缴费等问题进行了解释，由于工人没有选出代表，现场对话非常混乱，工人要求厂方承认违法，也要求社保部门确认工厂违法。资方不愿意承认违法，并告知工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在资方看来，一是裕元在东莞开厂20多年，与地方政府已经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联系，类似的停工事件以前也发生过，资方有能力和信心来化解这些问题；二是资方认为仅仅是社保缴费基数违规，而且这些违规操作本身也是得到地方政府认可的，即便补缴也只有两年有效追溯期，资方最后的底线就是为这些带头闹事的工人全部补缴两年的社保；三是工人容易分裂，也未必有耐心来走完全部法律程序，因为法律程序非常复杂。基于这些考虑，资方在3月28日对话中的态度比较强硬，但是也答应在4月14日前给工人一个正式答复。

表1 裕元罢工进程

事件阶段	时间	具体进程
第一阶段	3月中旬至4月14日罢工开始前	3月中旬工人上访；3月28日首次对话，双方不欢而散；4月5日工人在亲水公园聚会并堵塞高埗大桥。
第二阶段	4月14日罢工开始至25日结束	资方先后发布三份公告，步步退让；工人以QQ群为主要联络形式，整个裕元厂区全部罢工，工人提出五项诉求；NGO帮助工人统一行动策略，寻找积极分子；省总工会建立工作组，公开表态支持工人维护合法权益，与各利益相关方展开对话和沟通。
第三阶段	罢工结束后至今	工作组落实企业和政府对工人的承诺，协助补缴工作，重组裕元工会。

3月28日对话结束后，裕元资方在厂区张贴公告，解释临时工身份和劳动合同格式问题，但没有提及社保问题，这也是资方的第一份公告。但公告很快就被愤怒的工人撕毁，网络开始出现裕元工人维权QQ群。资方希望政府特别是社保部门尽快给出一个建议或解决方案，同时向台湾总部请示解决方案，但是遗憾的是，直到4月14日，社保局和台湾总部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社保部门只是希望资方自己采取一些措施来应付工人，至于如何应付，没有具体的指引。在社保部门看来，此事几乎是不可能按照法律程序来做的，因为裕元事实是违法了，如果要补缴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裕元开厂已经有二十多年，前后在裕元工作过的工人超过百万，补缴数额惊人，还不包括滞纳金和罚款，而且全部补缴的工作难度非常大。从保护企业和补缴工作量两个方面来考虑，社保部门都不愿意为工人办理补缴手续。

工人在3月28日的对话会上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怀疑资方在使用拖延术和分化术。4月5日是清明节，公众假期，一部分工人通过QQ群发起到高埗镇亲水公园聚会，尽管在政府维稳部门的严格控制下，大规模的聚会没有动员起来，但是最后还是有上百名工人走上高埗桥，把高埗镇通往东莞市区的道路堵住了。这次堵路事件其实发出了一个信号，裕元的社保问题已经不是那100多个即将退休的工人的事了，工人的行动方式也不再仅仅是到政府部门去上访投诉了。如果4月14日工人等不到一个他们希望的方案，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将很难被阻止。

4月5日清明节的堵路事件很快就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华南地区的劳工NGO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总干事张治儒带领其团队很快就参与到与裕元工人的网络互动中来2。 4月12日，张治儒明确了支援裕元工人罢工的行动计划，一是如何把分散在不同厂区的数万工人组织起来；二是如何把工人的诉求清晰化；三是如何引导工人合法行动。在珠三角地区，张治儒有着非常丰富的维权经历，因此他很快就获得了工人的信任，只是由于工人害怕报复，所有的动员和联系都还是在网络群内完成。

大多数工人的想法是，工厂把欠缴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一起以现金方式发给工人，工人再以工厂违规在先为由，向工厂申请辞工，工厂支付每一年工龄补一个月的补偿金。这也反映了大多数工人的经济性要求，他们对社保未来的保障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张治儒给工人上了一堂法律课，明确告诉工人这种诉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律上也行不通，因为社保金必须进入社保帐户退休后才能支取。张治儒成功地对工人进行了动员，即如果4月14日工厂不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就可以进行，只有通过罢工，工人才可能拿到更多而又是合法的权益。4月13日凌晨，张治儒在与工人经过长达一整天的网络互动后发出了《给裕元鞋厂工友的第一封信》, 公开信长达数千字，非常具体地为工人指引了罢工的行动方案，包括“串联沟通，形成统一共识”、 “确定合理诉求”、 “统一有效的指挥体系”、“提出集体谈判要约”、“工人代表保护”、“公开行动过程”和“工人五项具体诉求”等七个方面内容。其中统一的指挥体系建议以各公司、工厂和车间为单位组建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行动小组——工人代表”组织架构。工人的具体诉求包括: （一）补缴全体员工入职以来未足额缴纳的社会保险差额; （二）自本月起，按员工本人实际工资，依法足额给全体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三）自本月起，所有裕元集团员工工资在原有的基础上涨30%以上; （四）由全体员工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与裕元集团就最终谈判的结果签订集体合同，裕元集团承诺不打击报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集体合同中约定工资应当每年增长15%以上或每年与工人进行集体协商一次; （五）改组裕元集团工会，由工会会员直接选举工会主席。这封公开信最大的威力更在于以下表述:“大部分工友还是非常的勇敢，明确表示如果14日工厂的答复不满意，就决定采取行动，开始停工。”从3月28日对话不欢而散到4月5日的初次聚会，再到张治儒的公开信发出，整个裕元厂区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表2 裕元鞋厂公布四份公告

时间	公告
3月28日	解释临时工身份和劳动合同格式，不提社保补缴问题。
4月14日	从五月份足额缴纳，到2015年底全员覆盖；不提社保欠缴问题。
4月17日	承诺2015年底全员覆盖，并依法补缴；严惩17日以后继续参与罢工者。
4月21日	承诺从5月1日依法足额足月缴纳；从5月1日开始办理补缴手续；每月增加工资230元。

14日下午一点，裕元鞋厂公布了姗姗而来的第二份公告。但工人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的内容，资方仍然没有就社保补缴问题做出承诺，只是答应从五月份开始启动足额缴纳工作，预计到2015年底实现全员足额缴纳。罢工从当天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25日，所有的车间全部停产。为了避免被工厂报复，大多数时候，工人进厂打卡后就离开车间，或者在车间静坐。与此同时，零星的冲突也发生在工人与警察、工人与管理干部、工人与台干之间。例如，一位劝导工人复工的管理干部竟然被工人逼入东江河，又有数十名工人因为走上街头而被警察带走，这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工人与政府和资方的对抗。4月17日，裕元资方公布第三份公告，公告再次对临时工身份和劳动合同格式两个问题进行解释，再次承诺到2015年底实现全员足额缴纳社保，并“依法补缴”社保；同时公告还声明对之前参加罢工的工人不追究责任，但将严惩17日以后参与罢工者。由于信任基础已经失去，工人已经不相信资方：一是为什么要等到2015年底足额缴纳；二是依法补缴只是公司承诺，没有第三方保证和见证；三是公司对工人的恐吓也进一步刺激了工人。

18日，张治儒发布第二封公开信，对三天来被警察抓捕的工人进行声援，同时号召工人勇敢站出来抗争。4月21日，张治儒联合其他民间团体组成“裕元鞋厂维权援助小组”, 并在深夜到达东莞与裕元积极分子分批见面。第二天，包括张治儒在内的援助小组主要人员被维稳单位限制人身自由。4月21日，资方终于公布了第四份公告，承诺从5月1日开始依法足额缴纳社保，从5月1日开始依法办理补缴手续；从5月1日开始每月增加230元津贴。

资方的第四份公告尽管来得太迟，但基本上是在法律规则之内对工人诉求的回应。多数工人希望由资方来承担补缴社保中应该由工人自己缴纳的部分，理由是工厂违法在先，而且由于多年历史欠帐，如果要补齐，有些工人可能交不出这笔钱。工人补缴金额为每月工资的8%, 如果以2000元工资计算，一位十年工龄的工人自己要出两万元。如果工人无法凑足这笔钱或者不愿意出这笔钱，工厂就可以不用为工人补缴了，因此罢工还在继续中。第四份公告无疑是资方的大让步，工人个人缴纳金额进入个人帐户是社保法律规定，广东省总工会组建的工会工作组邀请各车间积极分子召开多轮座谈会，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工人意见，传递政策和法律精神，解释第四份公告，争取最大多数工人的支持。4月23日，工作组把收集到的2000多条工人的建议和意见，分为35个问题，由社会保险局、人力资源局、公积金中心、裕元资方和工会分别做答或解释。4月24日，工作组向全体工人发出《复工倡议书》, 部分工厂开始复工，政府和企业也采取措施对抗拒复工的积极分子进行打压。26日，裕元各生产线恢复生产，罢工结束。

三、激活稻草人：工会工作组主动介入

工会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团结工人，为工人争取正当权益。2014年，广东省总工会提出建设维权型工会的目标，那么，罢工事件发生前后，裕元工会和上级总工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行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稻草人机制的具体运行。

裕元高埗厂区共有9个法人单位，但是大部分工人集中在裕元和宝成两公司。宝成公司2008年分拆独立后成立了工会，并在2013年召开了员工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有工会委员15名，所辖六个分厂也都成立了工会分委员会，有1500名会员和98名会员代表，入会率约5%, 会员全部来自管理层。裕元鞋厂1997年成立工会, 2001年和2006年进行了换届选举，之后就没有再换届，也没有向上级工会申请延期换届，有会员800多人，入会率4%。早期工会还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如球类和卡拉OK比赛等，公司也为工会配置专门的活动场所。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工会工作逐渐衰落，发生罢工前，大部分工人都不知道工会的存在，工会的主要工作是为工人订春节火车票。

1990年代末，在品牌公司的压力下，裕元鞋厂各公司都成立专门的社会责任部(早期称生活辅导中心), 负责工人的生活管理、意见收集和福利事务，工会职能逐渐被社会责任部取代。裕元高层管理人员均来自台湾，台湾干部通称台干。台资企业设有一套独特的管理体系，工厂内设有工人福利社、幼儿园、运动场、生活中心、心理辅导中心、医院、图书室等。由于社会责任部工作人员本身也是工会会员，因此，上级工会布置的各种考核任务都由社会责任部来完成，工会工作被消解，工会每年的一次例会也只是一个摆设。

东莞的制造业非常发达，尽管高埗镇属于东莞经济落后片区，户籍人口不过5万，外来人口却达到20万以上，有600多家企业。已经建立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但是高埗镇仅有专职工会干部两名，整个东莞市各镇和街道工会干部平均不超过5人，与企业和工人数量严重脱节。高埗镇500多家已经建立的企业工会大部分是表格工会和牌匾工会，其中36家规模企业只有两家是规范建会;3家有形式性工会，经过民主选举工会主席和副主席，但没有实际运作；另外31家都是表格工会，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运作，没有会员，没有召开大会，没有开展任何工作，纯粹是应付上级工会检查。裕元工会还曾经获得“先进工会”称号，裕元工人队伍庞大，公司行政系统管理规范，能够非常高效地配合上级工会和政府部门完成诸如劳动法知识竞赛、爱滋病防治宣传、消防演习等任务。

3月中旬，裕元工人向广东省总工会“工人在线”平台投诉，省总工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问题反馈到东莞市总工会，但东莞市总工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跟进了解。清明节假期上百工人上街堵路时，市社保局也仅仅是向企业发出《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书》, 要求企业在4月25日前整改，但没有提及对企业进行行政处罚，更没有提及补缴核心问题。罢工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拒绝市总工会介入，甚至将工会视为地方政府的对立面，认为工会的工作会影响企业运行。东莞市总工会面对工人强烈的要求，曾经谨慎地转发一条省总工会关于裕元事件的意见微博，也被地方政府领导点名批评。

表3 省总工会工作组介入裕元事件进程

时间	事件进程
4月15日	罢工发生的第二天，派出工会干部前往裕元了解情况，制定行动计划。
4月17日	组建省市镇三级联合工作组，以省总工会为主，进驻高埗镇；进行艰苦的调查和摸底，了解工人的诉求；与各相关利益方进行对话和沟通。
4月18日	回应社会呼吁，通过官方微博表态，旗帜鲜明地支持裕元工人维护合法权益。
4月23日	收集到工人提问2000多个，归纳为35个重点问题；由社保、人力资源、公积金中心、裕元鞋厂和东莞市总工会五个单位分别以问答方式公开回复工人。
罢工结束后	从5月份开始，协调各政府职能部门推动社保补缴工作；重组裕元工会；推动高埗镇工会改革试点工作。

在罢工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即4月15日，广东省总工会赶派工作人员到达东莞听取汇报，并着手开展工人座谈。17日，由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联合10多家华南地区劳工团体发表《裕元工友暨劳工界、社会各界人士呼吁广东省总工会依法履行职责的联署信》;18日，广东省总工会通过官方微博表态，旗帜鲜明地支持裕元工人维护合法权益，并公告省市镇三级工会已经组成20多人的工作组进入工厂，工作组将广泛收集工人意见，与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与政府各部门沟通。工作组在其后的数天内进行了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要全面了解工人的需要，选举代表与企业对话，同时要引导工人理性维权，尽快恢复生产。工人对省总工会工作组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疑虑再到观望继而是信任的过程。由于企业工会长期缺位，现有的工会代表都是来自管理层，工会代表一方面要迫于企业的压力劝说工人复工；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社保权益最大受害者，因为他们工作时间较长，收入整体比较高，他们也希望讨回自己的利益，因此资方并不信任他们。由于他们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对车间有一定的控制力，资方甚至认为就是管理层干部在背后操纵工人罢工。所以工会工作组及时介入，让工人和资方都可以找到一个信任的主体。

这段时间实际上是工作组、资方、工人、企业工会、NGO多方力量博弈最微妙的时候。罢工已经发生了一周，工人还看不到希望，有一些工人还因与警方冲突而被抓捕；工作组还在积极与各部门沟通中；企业工会与资方貌合神离。21日，广东省总工会再次通过官方微博表态，支持工人的合理诉求。资方看不到罢工平息的机会和希望，仍然寄希望于高压政策。21日，资方还出台了“凡举报管理层消极不作为者，举报组织罢工和阻止复工者，公司奖励五千到五万元”的规定。张治儒的维权小组苦于裕元工人不敢走出QQ群，希望工人大胆公开身份以获得更多的工人支持，从而正式与公司开展对话，否则援助小组的参与没有合法性。张治儒在21日深夜冒险再次来到东莞，他在东莞某酒店与各厂工人积极分子见面，裕元鞋厂联合行动委员会直到此时才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台湾15家劳工团体在宝成集团总部门口抗议，声援裕元工人行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关注裕元维权小组也发表声明“声援裕元工人，青年人撑起来”, 这些行动随着媒体的报道也在迅速发酵。23日，工作组对外公布了包括社保局、公积金中心、人力资源局、工会和资方对工人意见的答复信，该答复信以问答形式对工人提出的各种诉求进行具体回答，工人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而且是以政府和总工会的公告方式来确定的。资方承诺从5月1日开始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保，足额足月补齐社保，每月增发230元津贴。工作组再次呼吁工人复工，表示将尽全力来推动补缴社保工作, 26日生产全面恢复。

从17日工作组成立到26日正式复工，工作组先后发布公开信支持工人维权；发出《征求意见书》向工人征集和汇总诉求；发出《复工倡议书》呼吁工人理性维权，回应资方第四份公告；公布五个部门《关于员工意见的回复》, 从而得到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工作组及时地把工会的目标和态度传递到工人，逐步得到工人的信任。省总工会在罢工发生初期，第一时间明确表态支持工人合法维权，从而为工作组的行动打开了一个窗口，由于企业工会名存实亡，罢工工人一直没有正式建立起一个有代表性的对话委员会，工作组和资方没有一个可以正式对话的目标，只能一轮又一轮地深入工厂和宿舍收集建议。工作组当时面临的挑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裕元鞋厂厂区复杂，人数庞大，鞋厂结构复杂；二是工厂现有工会组织失去工人的信任，工人不信任企业工会，也不信任东莞地方工会；三是工会与NGO在争夺工人时明显处于下风, NGO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向工厂提出较高的复工条件，得到工人的高度认可。但是，最终工作组凭着高度的热情和诚恳，通过扎实的工作得到了工人的认可，从而使罢工事件得以平息。罢工事件之后，工会工作组并没有撤出，而是继续留在高埗。工作组必须兑现对工人的承诺，及时启动各项补缴事宜，因为补缴涉及到许多具体的协调工作，地方政府部门对补缴工作有着各种抵制和拖延。在工作组的推动下，裕元鞋厂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支持和配合补缴各种手续工作，许多历史问题如工人已经离职是否可以补缴及如何补缴、多次进厂的工人如何计算年限、没有以前的原始工资条如何确定基数，这些问题都需要工作组与各部门进行沟通。裕元下属各公司都成立了社保和公积金补缴办公室，工作组具体协助各个政府部门。到2014年12月，已有超过12000名在岗工人办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资方补缴涉及金额超过一亿元；有17000多名工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补缴手续，资方补缴金额超过二亿元。

重组裕元工会是工作组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也是工人的一项主要诉求。尽管裕元罢工结束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基本上得到满足，但广东省总工会希望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在裕元发生，工厂能够建立起一套常效机制来化解劳资冲突，健全企业工会将是唯一的途径。而且，裕元罢工事件的影响非常深远，省总工会希望以裕元工会重组来塑造广东工会新形象和广东投资新形象，广东正在经历非常艰难的产业转型升级阵痛，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多种因素的挤压，类似的问题还将在其他企业或其他行业中发生。地方政府和工会希望以裕元事件为契机，推动工人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避免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再次发生。7月2日，广东省总工会正式确定把裕元作为全省工会重组的试点单位，这项工作对已经进入裕元两个多月的工作组是一项更严峻的考验。

工作组通过三个方面来推动工会重组。一是推动裕元工会重新选举换届，由工人经民主选举程序产生主席、副主席和工会委员；二是推动工会规范运作，完善会员代表大会，催缴工会会费，加强职工之家对工人的吸引力；三是加强对新工会的指导，帮助工会提升工作能力，特别是如何提升工人和企业的沟通能力以及化解劳资冲突的能力3。

省总工会非常重视裕元工会重组工作，黄业斌主席多次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制订试点工作方案，还多次到东莞市、高埗镇与地方党政领导研究工作方案，多次深入裕元鞋厂召开员工、企业和工会代表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试点工作组由省总工会联合东莞市总工会、高埗镇总工会组成，工作组由省总工会张振飚副主席、东莞市总工会郭水主席任组长，成员包括省总基层组织建设部、市总组宣部和高埗镇总工会干部。试点工作组制定了《加强东莞裕元鞋厂工会规范化建设工作试点方案》, 明确了试点工作要达到提高员工入会率、建立四级工会组织网络、健全工会工作制度、建设服务员工体系等四个方面目标。工作组还制定了《裕元鞋厂工会组建工作方案》、《裕元鞋厂社保补缴工作方案》、《裕元鞋厂住房公积金补缴工作方案》等3个具体工作方案。

经过半年的高效工作，到2014年12月，工作组帮助裕元鞋厂重组工会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首先，工作组完成了预定入会目标。裕元鞋厂共有员工4万多人，原来会员仅2300人。工作组用半个多月时间集中动员，发展员工入会，目前入会率达到68%, 实现了60%以上的预定目标。吸引工人入会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简化入会手续，工人只要填写一张入会表格，包括姓名、车间和手机号码就可以入会，不用缴纳会费；工作组利用工人下班休息时间来到工人宿舍区，上门动员工人入会；二是在工人上下班交通要道，张贴工会宣传海报，以图文方式宣传工会工作，让工人认识工会的重要性，以裕元罢工事件的解决作为宣传榜样，让工人认识到加入工会有好处；三是每位工人只要填写一份入会表，就可以现场获得中国联通30元面值电话卡；四是为裕元鞋厂年龄40岁以上、工龄10年以上的员工办理职工住院二次医保，二次医保是为解决职工患重病无力支付的一项医疗保险；五是设立困难职工救助基金，由企业和省总工会联合出资；六是动员企业支持工会工作，由于企业抵制工会会费上缴，地方政府对工会会费收缴不积极，工作组争取上级支持后，对裕元工会会费进行打折4。

其次，重点完善裕元新工会各分会和小组两级网络架构。裕元鞋厂建立起集团工会联合会——8个公司工会委员会(一个法人单位已经清算破产)——17个工厂工会分会——186个车间工会小组的四级工会组织网络架构。已选举产生了1231名会员代表，成立了186个车间工会小组，民主选举产生了197名车间工会小组长(其中会员人数超过300人的11个车间分别选举了2名车间工会小组长), 17个工厂全部增选了工厂工会分会副主席和委员。目前, 17个工厂有236名分会委员。

再次，逐步建立健全工会各项规章制度，为职工办好实事。一是制订各类工会工作指引，如《员工入会指南》、《民主选举会员代表和工会小组长指引》、《增选工厂工会分会副主席和委员指引》等；邀请省人社厅失业保险处专家为企业员工代表讲解、宣传广东省失业保险政策；筹划建立企业爱心基金、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与此同时，试点工作组还积极推动高埗镇基层工会建设。除正在进行的裕元鞋厂工会规范化建设以外，工作组同时对全镇职工500人以上的33家重点企业进行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试点工作。工作组经过多次上门走访和研究比较，将上述企业按照有无建会、有无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建会、企业工会实际工作表现等情况划分为四种类型并进行分类指导。

四、结论与讨论

在广东省总工会的强力介入和工会工作组的努力工作下，裕元罢工事件没有酿成严重的暴力冲突，工人的要求也基本上得到了满足。裕元事件从工人的小规模前往社保局上访讨说法，到四万人集体罢工十多天，地方政府、资方、工会、工人以及品牌商等行动者都有着各自的考量和计算，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博弈，罢工事件最终解决也是各方力量妥协的结果。

裕元资方从3月28日与工人在裕元广场对话开始，先后向工人公开张贴了四份公告，阐述公司的立场。从公告内容可以看出，裕元资方经历了一个从态度强硬到逐步让步，再到完全妥协的过程。资方在罢工前期对工人的诉求是非常傲慢的，因为历次罢工或停工事件几乎都是以工人分化为终点，但是由于此次事件涉及到工人社保和公积金问题，而且管理层干部参与者多，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帮助工人组织团结，提出统一的诉求，以QQ群为集结阵地，资方往常的分化政策没有奏效。

资方一开始根本就不提足额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只是围绕临时工身份和合同格式进行解释，因为资方认为，自己的社保政策只是违规，而且是在政府同意或默许下的违规操作，政府不可能要求东莞市所有的企业都按法律来操作。第二份公告也只是提及从2015年底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保。4月18日第三份公告才开始提及依法补缴社保和公积金。4月21日第四份公告最终答应从五月份开始足额和足月补缴，并承诺每月增发230元补贴。

资方的节节让步受制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罢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工人不仅没有分化，还在不断聚结, QQ群工人队伍越来越庞大，而且不理性的语言也已经开始在QQ群出现，台湾高层甚至开始考虑撤回台干及其家属，以防罢工向暴力转化。二是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罢工前期，政府也希望跟往常一样通过拖延、分化和暴力打压让工人回到车间，但是工人回到车间以静坐来对抗，他们尽量不与政府和警察在街面发生冲突。而且，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通过变通执法来维护企业的利益让企业找到了借口，企业以此来向政府施压，希望政府再次出台具体的政策方案帮助化解危机。但是，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这次罢工因为涉及的人群数量大，金额高，影响严重，地方政府再也不敢轻易为企业背书了。三是NGO介入，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等组成的维权小组在罢工开始后，在帮助工人凝聚诉求和动员工人参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方的前三份公告为什么不起作用？因为张治儒已经告诉了工人通过罢工可以得到哪些利益以及如何罢工才能得到利益。

从工人前往社保局讨说法开始地方政府就陷入尴尬困境之中。裕元资方长期侵害工人权益正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完成的，地方政府变通执法，以“次标准”来尽量满足企业要求。工人如果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企业肯定要足额足月为工人补缴社保。地方政府当然清楚足额足月缴纳和全部补缴对于企业的代价，因此直到4月初才向企业发出整改指令书，但没有提及补缴问题。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能够选择的对策只有三条，一是动用维稳力量来打压积极分子；二是与企业一起对工人进行分化，满足少部分闹事者的诉求；三是督促裕元加快落实工人社保缴纳政策。地方政府既要维护社会稳定，不能造成大规模的集体抗议和暴力事件；还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让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来，从稳定经济发展的角度，地方政府不希望裕元资方破产或搬迁。最终稳定社会的压力超过了稳定企业的压力。4月21日，政府各方公布第四份公告，向工人承诺足额和足月补缴社保和公积金。整个罢工过程中裕元资方对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信任到疑虑再到失望的变化，资方一开始认为政府会像从前一样强力维护企业利益，帮助压制工人诉求。当工人提出要维护法律权益时，资方甚至建议工人走法律程序，资方清楚法律规定对自己不利，但是政府和司法系统可以通过拖延术来分化工人。社保局仅仅是向裕元发出一个整改指令书，不提及补缴是赤裸裸的包庇企业违法行为。

在资方和政府其实都无法解开死结的时候，广东省总工会的及时介入对罢工问题的最终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工会系统面临的现状是，东莞市总工会和高埗镇工会都严重依附于地方政府，其主要职能是服务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同时，他们也没有能力介入这起大规模的罢工，因为人手不足，没有经验，也得不到工人信任，市镇两级工会长期只是扮演一个稻草人的角色。罢工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5日，广东省总工会就派出工会干部前往东莞市进行调查摸底，这个行动甚至比当地政府和当地工会反应都要迅速。通过官方微博，省总工会第一时间向工人们承诺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人维护合法利益，并着手与地方工会系统组建联合工作组。

从中国的行政科层制来说，省总工会及时出面来处置这起罢工事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省总工会在行政级别上要高于东莞市，省总工会主席黄业斌同时还是省人大副主任，为副省级干部，黄业斌本人也非常重视裕元事件，多次亲自到东莞市和裕元鞋厂与地方各部门进行沟通，工作组的工作因此也得以非常顺利地开展。裕元鞋厂在东莞一直是明星工厂，但与地方工会其实没有太多的互动来往，这与地方工会长期失位和缺位有关，也与企业不重视工会或者是“老板工会”有关，罢工发生前期，无论是地方工会还是企业工会都几乎是置身事外，直到省总工会的强势介入。

省总工会组建的工作组进驻裕元是一场及时雨。因为资方、地方政府、工人和NGO都面临困境，工人不信任资方，不信任企业工会，不信任地方工会，更不信任地方政府。NGO张治儒团队组成维权小组尽管得到工人的信任，但是工人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又不敢公开站出来代表工人。张治儒两次前往东莞都是为了动员更多的工人迅速组成维权行动委员会，因为罢工需要尽快与资方和政府间展开对话，如果裕元连代表都选不出来，任何对话都没有代表性，得不到工人认可，也无法动员工人统一高效地行动以配合谈判。NGO能够得到工人的信任，但得不到企业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工会的信任，企业认为是NGO鼓动了工人罢工，而且抬高了工人的诉求，向企业提出了许多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诉求；地方政府同样认为NGO是麻烦制造者，而且他们与境外势力勾结，居心不良，想搞垮企业，别有用心；地方工会一方面承认NGO能够真正地代表工人，了解工人诉求，另一方面对NGO有防范心理，认为NGO事实上抢了自己的地盘。

工作组的工作主要可以概括为化解罢工危机、落实工人社保权益和重组裕元工会，这三项大事都非常有力地重振了工会形象，无论是工人还是社会各界都看到了工会参与其中的关键角色，裕元资方也非常感谢工作组的帮助。工作组在不到一周之内把资方、企业工会、地方工会、地方政府和工人这些力量都串联起来，与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艰苦的对话和沟通。在罢工结束后，工作组仍然留在当地，帮助工人进一步落实企业和政府对工人的承诺，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开启了重组裕元工会的工作。在强大的地方政府和强大的企业前面，工作组看上去是一个“稻草人”或“夹缝中的行动者”, 但是在裕元事件中，工作组却扮演了一个积极行动者的角色，他们的工作得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因而裕元事件迅速朝良性方向发展，工人的社保补缴和工会重组工作也得以顺利推进。裕元个案引发我们对身处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工会转型进行更多的思考:

首先，广东省总工会一直积极推动工会转型，努力把工会建设成维权服务型工会。2010年6月，广东省总工会积极介入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事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2013年12月，广东省总工会开通“工人在线”, 并提出工会要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帮助工人维权，把维权当作主业。2014年，省总工会成立工作组积极处理裕元工人罢工事件，为基层工会“充权”(Empowerment)。广东省总工会努力在现有体制空间内有所作为，积极探索工会转型的可能路径，这种“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值得肯定。

其次，由于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低迷，广东省推行产业结构升级和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劳动力队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由于企业关停并转、雇主欠薪逃匿、欠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问题引发的集体劳动争议逐年增加。一方面，由于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拖欠工人工资、欠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劳动者尤其是外来打工者的经济利益受到直接损失；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处理劳资纠纷的方式方法不当，动辄出动警察、武警进行“强力维稳”, 甚至抓捕罢工工人，结果把劳资矛盾转变为官民矛盾，成为民间社会指责政府“官商勾结”的直接证据，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裕元工人罢工事件中，尽管地方维稳部门成功阻止了工人的大规模聚会，但并未解决工人的利益诉求问题，更没有阻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再次，在“唯GDP导向”和“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大环境下，地方总工会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从裕元工人罢工事件来看，地方政府默许企业不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亲商”政策正在接受挑战，政府认可和支持的企业违法行为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同时，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社会团体，在地方政府“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强势维稳” 的重压之下，工会的任何行动都要经过地方同级党和政府的同意。前述东莞市总工会因转发一条广东省总工会关于裕元事件的意见的微博就被地方政府领导点名批评即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的需求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是因为“现金饥渴”, 他们为了打工挣钱可以承受来自国家和资本的各种压迫，吃苦受罪。随着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变化，国家法律进一步完善，如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加上90后的新工人群体开始加入劳动力市场，新一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农民工群体不仅要求要维护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合法的“底线权益”, 他们还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或社会发展水平保持同步，争取“体面工作”。一方面，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将面临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成为珠三角地区劳资矛盾的首要焦点问题；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验，又想留在城市发展，但低工资和缺乏保障的工作让他们面临“回不去农村、留不下城市”的现实困境，住房公积金则成为珠三角地区劳资矛盾的第二个焦点问题。裕元工人罢工事件是珠三角地区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两大焦点问题的集中体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工会必须摆脱“只扬手、不干活”的稻草人的社会形象，从根本上反思工会改革和未来转型的可能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严重脱离群众”的老问题，而不仅仅是“行政的一条腿”。

第一，必须重新反思和建构工会的社会职能。从本质上看，工会是市场经济社会劳资矛盾和冲突的产物，其宗旨和职责是维护工人的权益。然而，中国工会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就失去了作为劳动关系中代表劳动者一方的社会功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同时又承担了安抚和动员工人，以实现党和国家的特定经济、政治目标的责任。尽管市场经济改革已经有三十多年，工会“脱离职工群众” 的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和2014年裕元工人在罢工时都公开提出“重组工会”的诉求，这就要求执政党和工会必须从劳动关系理论的高度重新反思和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社会功能问题。

第二，工会必须废除其作为一支社会调解力量的角色，旗帜鲜明地代表和维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中国劳动关系中，工会承担的不是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而是劳资双方矛盾的“调解者”的角色。曾经有一名街道总工会主席告诉我们说: “工会要替员工维权，不能偏向企业一方，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我们认为，工会“不能偏向企业一方”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工会只能站在劳动者的角度，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不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 更不能担任一种“协调者” 的角色，否则就是工会抢了政府应该做的工作，这是工会角色的严重错位。如果不改变工会在劳资关系中的“调解者”的角色，工会就会失去工人的支持，工人也会抛弃工会，诉诸于自发的集体行动，从而激化劳资矛盾和冲突。

第三，激活“稻草人”机制，省级总工会通过“以上带下”的方式激发市、区（县）、街道（镇）总工会发挥作用。工会不是稻草人，只扬手，不干活；工会不是110, 只接警报，接警后让其他部门去处理；工会更不是消防队，只救急，甘心做灭火队员。我们认为，通过裕元工人罢工事件可以总结出三条经验，由省级总工会联合市、区（县）、街道(乡镇)总工会派出“工作组”推动企业工会主席直选，由工人经民主程序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副主席和工会委员；促进企业工会规范化运作；加强对企业工会的指导，提升工会干部的工作能力。把这三个方面工作做扎实，才可能真正为工人和企业搭建有效沟通的平台，促进劳资双方进行集体谈判。

第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有关领导要支持工会工作，至少不干扰工会根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开展工作。在裕元工人罢工事件中，东莞市总工会其实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发展是硬道理”本身没有错，但地方官员要清楚地反思并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问题。工会根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旗帜鲜明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是参与社会治理创新、避免激化劳资矛盾、缓和社会冲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地方党政领导应予以肯定和支持。

第五，探索工会与劳工NGO合作开展工人维权的可能性。工会具有行政性权力，甚至是一种“准政府组织”, 但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劳工NGO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一线工人，拥有丰富的社区工人服务活动经验，熟悉工人的需求，容易获得工人的信任，却难以获得正式的身份和官方认可。工会和劳工NGO可以尝试合作开展工作，工会向NGO学习如何接地气, NGO借助工会的组织化资源，这将有助于最终化解劳资冲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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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中伟,贺霞旭.工会建设与外来工劳动权益保护——兼论一种“稻草人机制”[J].管理世界, 2012,(12).

注释

1东莞市商务局网站:《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三资企业常见问题解答》第69个问题, 2011年9月26日, http:// www.dgboftec.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jj/ s31338/201201/461307.htm。

2有关张治儒和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介入罢工的信息，海内外媒体均有大量的报道，为表述方便，本文不作匿名处理。

3有关裕元鞋厂工会重组的数据材料均来源于工作组提供的多份报告和汇报以及本调研团队的访谈。

4按照工会法等相关法律，企业需要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2%作为工会会费(其中60%返还企业)。裕元公司四万多名职工，以平均每人3500元工资计算，每月需要上缴会费280万元，一年是3360万元，企业认为负担过重。而且裕元资方还认为，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其活动经费来自工人自身会费，不应该由企业出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