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和抗争

潘毅卢晖临

第六章：阶级的回归：从自在走向自为的摸索

打工可以暑热严寒

但不能没有工钱

工人不再沉默无语

只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多少年来你的付出

改变的城市的容颜

劳动权利一定要争取

团结起来讨工钱
 ——建筑工人大军改编的《讨薪之歌》

在工地讨工钱

2008年6月，京郊桃源村的工地上，带工老张焦急地等待着老板给发工资。家里的麦子已经熟透了，再过几天就要收割了，家里不断来电话催他回家，但老张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工资。老张是河北保定人，干建筑已经三十多年了，技术过硬，为人老实厚道。这次他从老家找来十多个抹灰工，为一个远房侄子干活。按照当初的约定，工人们麦收都要回家，不管活儿干到什么程度，走人的时候都要结清工资。从开春干到现在，除了每月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之外，他们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一个星期前，老张代表十多个工人向老板提出了结清工资的请求，当时老板满口应允。眼看约定的日子要到了，老板却说一时没有那么多钱，让他们再等一等。工人们很生气，但拿不到钱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再等两天，最后期限定在两天后的中午12点。

最后的期限已经过了，却不见老板的影子，工人们来到建筑公司项目部，找公司要钱。项目部经理给包工头打电话，口气严厉地训斥了他，让他赶紧来处理工人的事情。工人们暂时回到住的地方继续等。下午3点钟的时候，老板娘来了，老板却没有出现。工人们把老板娘团团围住，让她结工资。老板娘说工程没有完工，工人都走了剩下的活儿没法干，所以不能给工人钱，要工人们收完麦子再回来，把活儿干完才能给工钱。老板出尔反尔，工人们愤怒了，一个工人把饭盆狠狠地摔在地上，如果不是因为老板娘是女人的话，工人们恐怕早就动手了。几个工人去买了锤头，扬言要去砸了自己干的活儿。还有工人威胁说要去劳动局告老板。老张也急了，当初说得好好的，现在突然就变卦了，拿不到工钱，他没有办法向工人交代，他知道和老板娘谈下去只是白费口舌，所以也不拦着工人，任凭工人去闹。老板娘见到这种阵势，立刻软了下来，拿出亲戚关系拉拢老张，让老张劝说工人不要闹事，同时给老板打电话，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老张对老板娘说，今天必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不然他也不知道工人能干出什么事情。

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老板派人送来了钱，但只有三万块钱，说是过两天再给一部分，剩下的等工人回到北京再一次结清。无奈之下，老张只好把这些钱先给工人们发了，让工人先回家收麦子，自己留在工地上等着拿剩下的钱。夜里两点多，这些工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车。

桃源村的这一幕令人心酸和愤怒，却一而再地在全国的建筑工地上上演。建筑工地常见的情况是，老板想尽办法先把工人打发回家，承诺年底结清工资，甚至给工人打下欠条，而到年底工人去追讨工资时却是困难重重，老板要么以没钱为理由，一拖再拖，要么干脆死不认账。几乎每个建筑工人都有过工资被拖欠的经历，讨工资成了当一名建筑工人的必修课。讨工资也成为集中体现工人和老板之间控制与抗争的绝好舞台，而在这个舞台上，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考察在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下，工人面对强大的资本是如何进行抗争的，国家在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工人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体验如何催生他们的阶级意识？一言以蔽之，国家和资本如何打造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

生产关系的变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国有经济仅在基础性行业占绝对优势(高粱，2009)。即便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已经通过改制，转变经营方式，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市场主体，其目标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在行为模式上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劳动关系上，和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没有多少区别。进而，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外商和国内的私企老板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城市普通工人和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时期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转变成为新时期的劳资关系。这一转变在建筑行业有最明显的体现。

在建筑领域，改革之前中国的建设项目都由国营建筑企业承担，建设项目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划拨，纳入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目。建筑企业的工人大多是固定工人，按月领取工资，和其他行业的国企职工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劳动关系下，建筑企业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负责工人的生老病死等全部社会福利和保障。同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传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注重培育阶级感情，倡导劳动光荣，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建筑业是最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自1980年代初起，国家在建筑行业引入一系列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建筑企业自主经营、建立工程竞价机制等等。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现代包工制度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内部承包人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的一批现代包工头，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国内出现了一大批的工程承包队、劳务承包队。靠着承包工程，这些最早的包工头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

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建筑行业用工体制的变化。按照国家的改革方案，国营建筑企业一方面大量使用农村劳务承包队，另一方面大量招用农村劳动力作为合同工，取代固定工人。国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渐脱离生产一线，成为公司技术和管理人员。建筑企业只保留核心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具体的生产完全交给劳务承包队来完成。此后，建筑公司逐渐精简正式职工，大量使用农村包工头带领的包工队，形成建筑行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公司不用为工人负责，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将其轻易打发掉。

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天的建筑工人已经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工人。今天的建筑工人主要是农民工，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和公司老板之间完全是雇佣劳动关系。他们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

然而，如此庞大的一个工人群体却没有一个合法的工人身份。他们长期在城市工作，工资收入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国家却通过制度性的壁垒把他们隔离在城市之外，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让他们难以转化成为真正的工人。他们没有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权利，子女不能在城市接受教育，更没有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他们连一个证明自己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都难以得到。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工人而存在，只能是一个漂泊无根的主体。他们始终只能依附于某个包工头，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今天的建筑工人已经被抛进一个自由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里，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面对强大的资本，工人失去了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他们不但没有正式的工会组织，甚至连传统的帮会组织都没有办法成立。今天的建筑工人失去了国有企业建筑工人的待遇和社会声望，沦落为完全卖苦力为生的一群人。他们的身份比不上国有企业工人，甚至比不上农村的工匠师傅，他们成为最卑贱的社会主体。

与资本的对立

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资本和劳动天生就是一对对立的范畴，两者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毕其一生都是在揭示资本的秘密，他对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实现自我增殖。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引用托约•登宁的话，对资本的贪婪本性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述，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小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胆敢犯下任何罪行(马克思)。而资本的利润最终来源于劳动，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从本质上说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资本竞争的内在规律就像一种外在强制性的力量，驱使资本家去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忍受资本家的剥削。但是，这种剥削并非没有底线，工人作为人需要起码的生活资料，需要休息，从而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同时工人的工资也要足够养活工人的家庭，保证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所以，当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试图突破这个极限的时候，就会激起工人的反抗。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在反抗资本剥削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家，从而成为一个阶级。

马克思对资本贪婪本性的描述是基于18世纪英国工厂的情况，但在21世纪的中国，在建筑行业，我们发现历史惊人地相似。中国房地产业兴起只有10多年的时间，然而这十多年却是一个财富迅速膨胀的时期，地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在迅速聚敛了大量财富的同时，地产资本和政府权力之间也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地产大亨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资本和权力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与地产资本和建筑资本一夜暴富的同时，是广大的建筑工人陷入毫无保障可言的悲惨境地。建筑行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一个工程被层层分解，大大小小的老板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而工人处在利益链条的最底端，忍受着最强烈的压迫。在老板们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工人们却不得不通过超长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换取微薄的工资。然而即便这点工资，工人们都很难顺利拿到。一些工人不得不通过爬塔吊、堵马路等暴力方式拿回自己的工资。为了这点工资，他们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57岁的薛富贵就是因为忍受不了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最终猝死在工地上。今天中国的建筑工人所要承受的剥削程度甚至要超过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工人。

2008年6月1日，同样是在桃源村的工地上，就在老张他们向老板追要自己的工资的同时，另一群工人也在为工资的事情激烈地争论着。他们来自河北邢台，从开春到麦熟已经在工地上干了三个月，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这些天工地上到处都是闹着要工钱的工人，有些人等了很久都没有拿到。根据以往多年的经验，他们判断这次自己的工钱也不会那么顺利就能拿到，于是就一起去找包工头要钱。

包工头还没有拿到公司的工程款，他也没有钱给工人，但他并不敢得罪公司，因为他还要继续从公司那里承包工程。于是他就利用老乡的关系，极力安抚工人再继续工作，等工程一结束就发工钱。如果公司还没有钱，他就拿自己的钱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和包工头是老乡，看到包工头如此肯定的态度，碍于老乡的情面，工人们答应继续把活儿干完。不到两天时间，活儿就干完了，工人们开始催钱了，包工头也一趟趟向公司要钱，但公司总是以钱未到帐为理由，一再拖延。工人们去了建委，建委的人说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建委管不了。

“怎么办啊？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三个月，到最后不给钱，让农民怎么过日子？”小芳是个年轻的女工，显得很焦虑。

“放心，不给钱就跟他拼了，敢不给钱？”另一名女工王蓉却显得很坚决。在工地上，女工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她们只能做小工，工资比男工低很多，但通常和男工干一样的活儿。她们还要忍受很脏很乱的工作生活环境，和一群男人吃住在一起，没有私密的空间。在工地上打工，她们不能照顾孩子，没有办法尽到一个作母亲的责任。这些都导致她们心中积累了更加强烈的愤恨情绪。

工人小波直接打电话给公司经理，经理答应第二天就发工资。但工人们觉得这是公司在拖延时间的借口，这种情况他们经历了太多了。

果然，第二天公司依然没有把钱发下来。小芳再次失望了，她开始的时候还对老板心存幻想，以为等几天就可以把钱拿到，然后赶紧回家，家里的孩子还盼着她。但现实给了她一个冷酷的回答。随着坏消息一个个传来，她也变得坚定起来。

“前三个月时间拼命干活，后一个月时间等着要钱，打工容易吗？干活的时候头头们一个比一个会抓紧，给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会推，可恶!”一个工人愤愤难平。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们现在要钱要理直气壮。”工人气愤地说。

工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但他们人数太少，于是小波联系了在其他地方干活儿的老乡，把那里的工人调过来支援他们。

包工头在公司和工人中间充当着缓冲角色，公司拖欠他的工程款，他也没办法，给不了工人工资，工人们会给他很大压力。而一旦工人起来闹事，公司又会说包工头没有能力，影响到继续合作的机会。所以说，包工头既是体制的受害者，同时又对这种体制具有依附性，他渴望在这种体制里面寻找机会，成为一个大老板。这种尴尬的地位导致包工头的态度反复摇摆。开始的时候，包工头总是劝说工人不要闹事，然而他自身也解决不了问题。面对情绪日益激烈的工人，包工头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当公司一再拖延时间的时候，包工头自己的钱也拿不到，于是他就转而支持工人采取行动。

“兄弟们，公司还是不给钱，大家伙看着办吧，要闹、要告我都支持。”包工头说。工人们变得很愤怒。王蓉紧皱眉头说:“让老娘等，等到现在又说没有钱，早就知道这样。早该去和他们闹。”

小波说:“明天咱们的大部队就来了，咱们要好好闹一回，让他们知道工人并不是好欺负的。”

6月8号一大早，他们的几个同乡从另外一个工地赶了过来，这些人两个月前也在这个工地上跟着同一个老板干活儿，后来人被另外一个老板“借用”到昌平的工地上，他们走之前的工钱还没有拿到。这次，他们不光是支援老乡，同时也是追讨自己的工资。于是，大家分头找来了油漆、保温板、白纸和胶带等材料，在贴好的白板上写下一条条标语:“还我们血汗钱，回家去收麦”、“按劳动合同法应该足额按月发工资”、“还我们血汗钱，别逼我们犯罪”……十二个牌子很快就全部写好了。

小波说:“十二个人，每人一个牌子，挂在脖子上谁也不能怕丢人。”

其中一名昌平来的女工人说:“咱们是为了要钱，咱们怕丢什么人啊！我第一个挂。”于是每人一个都拿了一个牌子，纷纷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他们正要出发时，总经理来了。十几个工人一窝蜂一样的将他团团围住。经理表示，再等两天就给大家发工资。但是工人们早已没有办法忍耐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

小波愤怒地答到，“还要过两天？不行！我们都等多少天了？不能等了，兄弟们，挂牌!”经理一听说要挂牌，立即允诺当天就会给出一个交代。经理打了若干电话给这个工程的大包了解工资的发放情况。随后，屋子里开始乱作一团：大包打电话指责小包工头没有垫资，导致工人闹事，小包工头无奈地抱怨自己也没有钱……另一边，小芳对着经理哭诉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上学，等着交学费，现在她的丈夫也在外面，家里就孩子爷爷一个人，家里的麦子不知道要怎么收……

随后，经理提议，先从公司的帐户中取钱，每个工人先发一千元，其余部分10号补齐。小波不同意，再次号召大家把牌子挂起来。经理便以“实在没钱”为由再三劝说。

僵持两个小时后，包工头重新倒向经理，劝大家先收下一千元，待10号再补齐余款。工人们见包工头已经作担保，便答应再等两天。

当天下午，公司通知包工头拟定了工资表。

10号上午，他们如数领到了自己的工资，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复杂的承包链条，尤其是包工头的存在，遮蔽了真实的劳动关系，使得工人们难以认清真正的老板。然而，也正是由于分包劳动体制的存在，资本的剥削程度被推到极致，它突破道德、法律和和身体的界限，使得工资发放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都成为问题，最终将工人们推到无法生存的绝地，反而激发了工人们的绝地反击。在“还我们血汗钱”等诉求引导的讨工钱的行动中，工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怨恨在最后的关头爆发，让他们显示出惊人的力量。讨工钱这一看似最简单的经济斗争，令以前维系并遮蔽劳动关系的地缘、人际关系轰然坍塌，逼迫隐藏在幕后的资本走上前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对立清晰地呈现出来。在十多天时间里，工人们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战斗。为了拿到工钱，工人们先是一次次妥协，但包工头、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让工人们对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完全失去了信任。最终，他们退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一次次的失望累积成熊熊燃烧的怒火，将工人锻造成一股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再相信老板们的花言巧语，越来越坚信唯有通过抗争才能拿到自己的工钱，面对强大的资本，他们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最终战胜了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正如工人小波事后所说，他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老板会这样，现在算是看清老板的真实面目了，也认清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区别，以后肯定还会遇到这种情况，这次经历为以后的抗争积累了经验。

对体制的失望

当工人受到工伤无法获得赔偿，或者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在我们和建筑工人两年多的接触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工人对于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期待。他们几乎不假思索的认为，只要找政府，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那么，政府部门在劳资冲突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如何去做的呢？近些年，建筑工人为了追讨工资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已经对现有社会秩序构成挑战，而农民工暴力讨薪或者讨薪遭遇暴力的新闻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缓和劳资矛盾，尤其是要解决建筑工人工资被拖欠的问题。

2003年，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的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薪风暴”，各地政府部门大规模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建设部、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切实解决建筑工人的工资问题。一系列整治建筑工程非法转包、保护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规文件陆续出台。

包工头制度被认为是拖欠工人工资的罪魁祸首。2005年8月5日，原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建市[2005]131号)，承诺用三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包工头制度，建立起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保障农民工基本被企业或其他用工单位直接吸纳。之后，全国迅速涌现出大量的劳务公司，但这些公司绝大部分都是皮包公司，只是挂一个名而已，具体业务仍然由包工头负责。包工头只需向劳务公司缴纳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或挂靠费。包工头依然是整个行业的制度基础，依然是造成工人工资拖欠的重要环节。

围绕建筑工人的工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建立专用账户，到发放形式、发放工作的整个操作流程，无所不包，细致入微，但如此精致的设计也难以逃脱被束之高阁的命运。在当今的中国，地产资本呼风唤雨、霸气十足。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建筑企业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例外被架空。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已经达到如此疯狂的地步，能够凌驾于一切法律和道德之上。资本和工人之间的力量严重失衡。面对资本的疯狂盘剥，工人已经退到无路可退的境地，他们没有任何奢望，只希望能够拿到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那点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建筑工人多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打工的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当贪婪的资本想要把他最后的这一点钱也要拿走的时候，工人真的被逼上绝路，他们只能去奋起反抗。

虽然《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工人的工资应该按月足额发放，实际上没有一个工地能够做到这一点。出于现实考虑，北京市的地方规定做出了妥协，规定建筑工人的工资必须按照季度发放。即便这一打了折扣的标准，对于建筑工人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他们能够按月领到生活费就已经很不错了。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去执行法律，而是默认了这一事实。在举报建筑工地没有按月发放工资后，某区劳动部门的一位干部竟然说，“建筑行业具有特殊性，如果建筑工人都要求按月发工资，那建筑公司就没有办法活了。”面对强大的资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现代社会，工会是团结工人的重要组织形式。早在1992年，政府就制订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其中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企事业单位有员工25人以上的，都应该依法建立基层工会。然而建筑工人一直与工会无缘。2004年6月，中国海员建设工会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组建工会工作的指导意见》(海建工总[2004]22号)，该文件肯定了建筑业农民工作为“建筑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开展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会组建工作，发挥产业工会的优势以保障农民工权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做好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将农民工吸纳进工会，甚至考虑到农民工的流动性，设想在输出地成立工会组织。然而，事实上建筑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非常之小，绝大部门的工人被排除在工会的大门之外。在一个放任的劳动力市场里，缺少了工会组织的支持，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力量严重失衡。

更糟糕的是，国家给了工人美好的承诺，然而，当工人们一次次满怀信心找到政府部门的时候，却又一次次失望而归。

2008年春节过后，河北石家庄的8名工人来到北京马连洼亿城西山华府工地打工。按照当初他们和包工头的约定，每人每天85块钱。后来，他们的包工头跑了，公司项目部的管理人员要工人们继续干下去，并承诺说工人是给公司干活儿，公司到最后一定给他们钱。到4月30号的时候，公司给他们500块钱作为路费让他们回家，却不给工资。工人们不同意，他们坚持拿回自己的工资，但公司就是不肯给。工人们威胁说如果不能拿到工资，就要去劳动局告状。公司气焰更加嚣张了，扬言“爱到哪告到哪告，告到劳动局也不怕”。于是工人们来到工地附近的马连洼街道办事处的劳动科，有两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但是，劳动科对他们的态度并不友好。得知他们的情况之后，劳动科的人首先问他们有没有劳动合同，这些工人在工地上打工两个多月了，没有一个人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劳动科的人说只能按照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给每人每天35、45和65不等，并且要按照每天10块钱的标准扣伙食费。工人不答应，他们坚持按照当初和包工头的约定，每人每天85块钱。劳动科的工作人员断然拒绝了工人的要求。

“你想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没有这个可能。我知道，这活儿没法干，这个人(包工头)走了，找不着了，这是个事实吧，找不着怎么办，这要找他们上一级机关单位对不对，如果就是说钱给你，但是我不敢保证就必须把这个钱按你们这个说法给对不对，协商协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工资不能都给你们，因为这个问题啊，也有咱们的责任是不是，这个冲突背后有原因吧，没有原因不可能你干了活儿啦他不给你工钱吧。因为啥呢，中间人走了，中间人走了，也许有些老板(指公司负责人)就说了，也许这种情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他们你们这个公司已经把钱给中间人了，是吧，问题是包工头卷款逃跑了，包工头跑了，这种情况多得是。”

你们这还是少的呢。你们直接老板(指包工头)走了，找不着了，你们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公司负责人就得过来，给你们协商解决，按照正常程序的话你们把这个介绍你们的老板(指包工头)给找着，要找不着的话你们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处理。我只能这么给你们处理。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该怎么做。假如说谁能够提出接受这个，那你们就跟谁去，拿钱，走人。接受不了，那不好意思，我的本职工作只能做这些，剩下的事情我管不了啦。”

街道劳动科的答复让工人们很不满意。工人代表刘小兵不明白，为什么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说出如此不专业的话，他虽然只是自学了一点《劳动合同法》，也能明显察觉到该工作人员的话是不符合法律的。刘小兵不明白国家制订了这么多的法律，又总是说要维护农民工权益，为什么建筑工地上还是一点都不按法律办事：

“现在国家法律很明确了，8小时工作制，什么双休日工资翻倍啊，在工地上面还是这样，一天还是十几个小时，吃的也还是这个饭，住的也是最破的……”

和刘小兵他们一起维权的还有河南林州的一名工人马斌。马斌文化水平比较高，以前是国企工人，后来被买断工龄，就到建筑工地上打工，做低压电工。他的情况和刘小兵等人很相似，只是他孤单一个人，更没有办法去争取自己的工资。共同的遭遇让他们走到一起。

从劳动科出来，他们都感到很气愤，气愤老板的黑心，也气愤政府的不公正。

“不知道这些执法者啊到底是帮工人呢还是帮老板呢。自古有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现在当官的就是不为老百姓说话。”马斌感慨道。

刘小兵说的更直白，“我觉得啊，官儿和有钱人近，官帮有钱人，谁有钱帮谁是吧。”马斌:“自古有那句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嘛。”

街道劳动科的人不管，他们又到上一级——海淀区劳动局。劳动局也没有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在填了一堆表格之后，劳动监察的人告诉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只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们工资。

马斌气愤到了极点:“最起码我是特种作业吧，我说你打听一下子，我这特种作业，低压电工一天给多少钱？”

“他说你别跟我说市场价，市场价30块钱我还能找到人干活呢……”劳动局的官员如此回答。马斌无语。

资本的嚣张和国家的不作为，把工人逼上绝境。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不得不去反抗。4月30日下午，工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他们把工地仓库和项目部的大门锁上，不让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想以此迫使公司给他们工资。

项目经理报了警，一位姓刘的警察很快过来，了解情况后对刘小兵等人说，“要钱归要钱，要钱很正常，不过你这个手段不应该影响人家正常生产。”警察随即要项目经理出一个单子，写明工人锁门对工程有没有影响，造成多少损失。随后，警察把刘小兵和另一名工人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刘姓警察连哄带吓，劝工人们接受条件，赶紧拿钱走人，否则就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刑事拘留。

工人不同意，刘姓警察就把工人关在派出所，从上午11点一直关到下午两点半。直到下午项目经理过来，才放他们回去。这次，街道劳动科不得不去处理这件事情。公司只答应给每个人65块钱结算工资，工人不同意，坚持要按照当初的约定，每个人每天85块钱。当天晚上没有结果。第二天，由于工人态度坚决，公司不想事态扩大，最终同意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当晚，所有工人拿到所有工钱。

拿到钱的工人们很高兴，这次经历必将在他们打工生涯乃至整个人生中占据重要一页。在行动之前，他们还跟报社打过电话，希望能够通过媒体引起社会关注，给公司施加压力，可是报社记者认为他们的事情并不能构成新闻点，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直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工人们知道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所以才会很坚决地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次行动让工人们对地方政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对工人团结力量的信心。马斌总结说，“现在老板是想着法的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想着法的克扣工人工资。自古俗话不是说嘛，人心齐，泰山移。人心不齐的时候，一盘散沙，你要说人心齐了，老板他也就不好管了，说罢工就可以给他罢工。”

另一个年轻的工人说，“如果不是被逼得没办法，我们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项目部我们也去交涉过，劳动局我们也去找过。我们去了劳动局，劳动局的人说我只能给你解决成这样，你们要是接受拿这点钱，我立马让公司给你结清，我们说我们不拿，后来钱就是整不出来，跟公司闹呗。”

工人在斗争中学习成长。他们知道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问题。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自身的力量所在。

工人们的遭遇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的中国，国家具有怎样的立场，在劳资冲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面对资本，工人处在极端劣势的地位，在力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宣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国家理应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维护工人的权益。而事实上，我们却看到在劳资冲突中，国家的角色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国家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出台各种政策和法律去维护工人的权益，承诺彻底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又毫不掩饰其亲资本的立场，默许建筑企业和包工头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助长了资本的嚣张气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体制制造并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半无产阶级化的群体。这种半无产阶级化状态其实是剥夺了工人很多的权利，让他们在资本面前变得更加廉价、更加没有谈判能力。

在抗争中走向联合

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到收获季节，或者是到年底的时候，就是工人讨工资的高峰。在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工人们为了拿回自己的血汗钱，和老板们斗智斗勇。在今天的建筑工地上，大规模的罢工等集体行动还不多见，工人的抗争还处在萌芽状态，大多数的抗争是零散的、野猫式的、缺少组织的。正如裴宜理(2001)说，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工人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儿，工人内部有很强的分化，包括技术上的、性别上的、地域上的。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总是处在联合与分化的辩证过程之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工人不是傻子，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们的经验也在积累，他们更加认清了老板的真实面目，认清了自己的利益和老板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并且学会了如何去和资本周旋，认识到工人自身的力量所在。正是资本的残酷剥削让他们走得更近了。

空间的聚集也为工人的团结创造了条件。建筑工人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在城市安家，资本为他们提供了集体宿舍作为生活的场所。集体宿舍这一狭小的空间既成为资本控制工人的空间，也成为激发工人抗争行动的场所。在宿舍里，不同地方的工人朝夕相处，交流着各自的经验，在碰撞中融合，一种阶级身份和阶级情感就在这个狭小而拥挤的空间里发酵、孕育形成。这种阶级情感和社会主义时期由国家所倡导的阶级感情并不相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感情是自上而下打造的，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倡导和教育。社会上已经消灭了阶级敌人，阶级感情更多的体现为管理阶层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怀和关爱。而今天的农民工面对的是资本真实的盘剥和国家的漠视，共同命运让他们走到一起来，产生了阶级情感。这种阶级情感源于对资本的“恨”，对自身阶级处境的认识以及工人彼此之间的同情。这种阶级情感具有自发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像粘合剂，将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紧紧凝结在一起。同时，在宿舍里，工人也分享了抗争的经验，工人的高度流动性让他们把不同地方的经验汇聚到一起。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基础上，工人开始打破传统地域关系的限制，走向更高层次的联合。

2009年8月，在北京西北的北辰工地上，来自河北的7名工人与来自河南的8名工人住在同一个宿舍里，跟同一个老板干活儿。他们都是木工，老板是江苏人。从开春到8月底，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多了，虽然有乡音、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但在朝夕相处中他们还是建立起了信任关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都是出来打工的，都是给同一个老板干活儿，平时都相互照顾，也不分谁哪个地方的。”

8月底，工程完工了，工人们决定不再跟着这个老板继续干下去，就决定跟老板结清工资。和其他工地上的情况一样，老板也是百般推脱，说是要年底才能结清工资，工人不同意。老板又不是本地人，他们不放心，万一老板跑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逼老板给钱。但是他们只有7个人，人数太少，于是他们就动员河南人和他们一起行动。河南人决定和河北人一起行动，他们之中有人去过建委，当时是20名工人去建委静坐，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所以他们建议先去建委。建委的人接待了他们，态度很好，但建议他们先去找劳动局，说劳动局负责他们的纠纷，如果劳动局不管的话建委再出面。于是他们又来到劳动局信访办。劳动局受理了他们的投诉，并且答应两天后到工地帮助解决问题。

两天后，劳动监察大队的人员来到北辰工地，找到工人的小包工头，江苏镇润劳务公司和中集集团的项目经理，要求他们尽快解决工人工资。大小老板们都叫苦连天，推脱没有钱，要工人们等一等。工人不答应，一个工人扬言要爬塔吊，被劳动局的人制止了。最后，劳动局的人担保，每人先领1000块钱，剩下的由包工头打下欠条，等到31号的时候当场结清。

有劳动局的承诺，工人们答应了老板的条件。为了防止力量被分化，河北的工人和河南的工人决定继续待在一起，直到拿到工资。河南的工人在大兴找到了新的工程，邀请河北的人一起干。他们一边干活儿一边等工钱。

31号上午，约定的要钱的日子，河北河南的15名工人从大兴赶过来，河北人还叫来了之前跟着同一个老板干活儿，中途没有拿到工资的5名工人，他们从老家河北定兴赶过来，一起来追讨他们的工资。这样，工人们加起来一共20人，而且大家都很齐心，拿不到工资誓不罢休。在老板面前，河南河北的地缘界限已经不再重要，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拿到工资，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跟老板斗争。

在他们即将到达工地的时候，接到包工头的短信，说是今天钱不够，要明天才能给钱。工人们一下子愤怒了。带头的工人老秦说，“他的短信来的太晚了，我们都已经来了，还有大老远从老家赶过来的。今天必须结清。这么大的一个工地，不可能没有这点钱。已经给了他们十天时间了，又不是没给时间。”

“上次劳动局的人说给解决的，说得好好的，要老板准备好零钱，当场结清，要是这次不给解决，我们就先找劳动局的人，我们去上边告他，还管不管事。他要真不管。”老王愤怒地说。

“就得跟他们干，不能太软了，劳动局得给个说法，他要真管不了，就让他写个条子，说我管不了，我们去找建委。”其他工人也是这么认为。

“我们去要钱，又不犯法，天经地义的事情，政府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劳动局不给解决就去静坐去。”在对老板的愤恨情绪中，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在等待劳动局的人的时候，老李兴致勃勃地给其他工人讲述了他曾经讨工资的经历。那是在河北衡水，包工头承包工程赔钱了，原本3万块钱的工程，最后却使用了5万块钱的人工费用。于是老板就不想给工人们工钱。30来个工人一起把项目部围了，要求公司给工人发工资。当时工人们也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河南的、山东的、河北的到处都有，人员更加复杂，但是为了拿到工资，大家都抱成一个团。工人中间有一个带头的，态度最坚决最强硬，冲在最前面，扬言就算被警察抓进去关几天也要跟老板干。在他的带领下，工人们团结一心，和公司做了坚决的斗争。老板找来当地的地痞流氓来也不敢动他们，警察来了也拿他们没办法。最后，工人们把公司经理架到市政府，要求解决工资问题。结果，公司乖乖地把工人的工资给结清了。老李讲起这段经历很自豪，他总结说对老板不能太软了，大家一定要团结一心跟老板闹，闹得越凶越能拿到钱。经过这么一番鼓舞，大家信心更足了。

下午两点钟，劳动局的人赶来了，公司却没有办法拿出钱来。在工人们群情激愤的抗议声中，公司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威风，劳动局的人也只能要求公司兑现承诺。僵持了很长时间，公司答应给每个人150块钱作为路费和住宿费之后，工人才答应再宽限一天，并且要公司当众承诺，如果第二天还不能给钱，就给每个工人多加1000块钱。第二天，他们顺利地拿到了工钱。在讨工资的过程中，没有河南河北的区别，只有工人和老板的区别。

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着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去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去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

失语状态下的阶级形成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世界工地。地产和建筑行业的繁荣造就了精美的城市，成就了一批资本雄厚的亿万富豪，同时也造就了一支处于贫困状态、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2009年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1.4亿的规模。他们原本是农村生产的主力军，却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进城打工。在城市，他们没有任何生存的资本，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他们是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然而这个庞大的群体却面临着结构性的限制，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们长期工作在城市，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却没有一个在城市定居的合法身份，处处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只能处在漂泊无根的状态。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是事实上的工人，却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工人，只能处在非工非农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国家体制的力量制造并维持了这种状态，后者又为资本提供了条件，使得资本可以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工。这就是当代中国建筑工人在体制和资本的联合下所遭受的集体命运。

更为严重的是，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工人身份，而且同时也被剥夺了发声的机会。在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体会到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事实上，建筑工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正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他们的情感正是一种阶级感情。然而在当今的中国，阶级语言早已经被打上极左的标签，成为整个社会的禁忌，阶级主体也因此患上了失语症(Pun2005)。在追求现代性的话语喧嚣之中，底层的声音已经被完全淹没，建筑工人没有办法在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表达他们的体验。他们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而这种失语源自一种制度性的障碍。作为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他们找不到合法的语言概念来理解和解释自身的处境，也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这让他们的阶级经验和体验常常处在于一种模糊的、零碎化的状态，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困难重重。

后结构主义强调表述的政治，将话语的地位提高到极端的程度，主体本身失去了位置。而在现实中我们发现，语言的障碍并不能完全阻止阶级意识的萌生，话语不是固定不变的，话语本身也是一个各种力量竞相争夺的场域，其中包括工人自身。工人在日常生活中解构着主流话语。在工人追讨工伤赔偿和工资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艰辛体验，积攒起对资本的愤怒，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爆发出一股力量。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线，当工人辛辛苦苦的工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当工人受工伤却没人管的时候，老乡关系的温情面纱瞬间滑落，资本的属性暴露无遗。这里，我们再次想起了汤普森(2001:3)的名言，“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

在和资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打工体验中，在抗争经验中，建筑工人的阶级主体性得以塑造，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逐渐明晰，而这种身份认同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人的阶级行动，扩展了工人行动的空间，对资本的霸权提出了挑战。

包工头老李也说:“现在工人不好带，不像以前，以前是工人找老板，给你个活儿就不错了，哪还敢提什么条件，干起活儿来任劳任怨，现在的工人不行了，现在是老板找工人，工人都学滑了，不好好干活儿，你还不能不给钱，不给钱就去劳动局告你。现在老板不好当。”

一名50多岁的老工人说:“以前我们到城市就是一头猪，到年底老板赏你个钱。现在不一样了，谁都讲条件的干，你条件做不到不给你干。以前不讲条件，现在活路多，有门路，你这里不行我到别处，现在手机多，联系方便。”

一名年轻的建筑工人说:“现在党的政策好了，温家宝上台之后，这政策就变了，老板拿工人当回事了，不像以前我刚出来那会儿。那些年纪大点的就自足了。他们觉得现在工资也高了，老板拿自己当回事了，他们就挺知足了。我不行。我又不是卖给你了，高兴了给你干，不高兴了卷起铺盖就走人，到处是用人的地方，打个电话就行了。”

当然，我们对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和阶级意识并不能做过高估计，工人的抗争还受到国家、资本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对资本的愤怒，对体制的失望，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明白，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而这又会逼迫着他们走向阶级的联合。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工人的这种联合表面上仅仅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但这种争取的方式越来越成为两个集团之间的较量，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内含着政治诉求。新兴工人阶级作为一支力量对旧有的体制提出了冲击和挑战。

如果说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主要是由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打造出来的，那么，今天中国建筑工人的阶级意识则完全是自发形成的，来源于他们具体而微的生活经验。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断裂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今天的建筑工人，他们的阶级意识正在萌生之中，虽然他们并没有一套阶级语言来清晰地表达，但这种自发生长起来的阶级意识有着深厚的土壤和顽强的生命力。前方充满了坎坷，各种社会力量试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但以建筑工人为代表的新兴的工人阶级正在冲破重重阻碍，顽强地破茧而出。

伴随着大工地上轰隆隆的机器声，他们上路了。

每到开春，一个个工地在机器轰鸣声中开工，掀起阵阵尘土，地表仿佛被撕开一道道伤口。及至岁末，一个个工地又在一片静寂中完工，地表的伤口弥合，留下的是一栋栋或宏伟或精美的建筑——而那些工地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压制而打造的狭小空间里。在大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可是，工人阶级的形成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障碍，每每初现生机，就遭遇多方力量的扼杀。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一个个具体的工地消失了，但单个工地上的阶级对立和工人的抗争却不会如消失的工地一样归入无影无踪，如果我们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工地，那些单个工地上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积淀并转化为大工地上一幕幕阶级对立与工人抗争的宏大画面。

转载 | 第六章：阶级的回归：从自在走向自为的摸索 — 《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和抗争》潘毅卢晖临